林徽因与景泰蓝的生死情缘,大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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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逊与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

王涵   重视对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的研究,是王逊先生美术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也是最早将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纳入中国美术史研究框架的美术史家。王逊先生认为:“民间工艺是中国美术的永久的丰富的源泉,而且是民族形式的丰富的源泉”,“生活与美术是合一的,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名迹与杰出的成就无不同时是美术品,又直接表现了一定历史阶段上人民现实生活;保持并且发扬生活的有机性和完整性是承继了中国美术优美传统。”  王逊先生系统研究历代工艺是在西南联大学习和任教期间。1939年,沈从文在散文《烛虚》中,留下了他依据《女史箴图》上的服饰器物考证两晋文物制度的记载。 1940年,王逊发表的《评福开森氏<中国艺术综览>》 ,除书法、绘画外,还对全书涉及的铜器、石刻、玉器、陶器、建筑、家具、织物、杂项诸艺术门类条分缕析加以评骘,反映出他对历代工艺的全面修养和深入钻研。1944年,他在《中国美术传统》 一文中指出:“中国美术有两个传统:一为士大夫美术,一为工匠美术。士大夫美术主要的只有书法和绘画,而工匠美术包括铜器、玉器、宫室及宗教建筑、家具、织锦、刺绣、缂丝、神仙佛像的雕塑、文房用具、瓷器、漆器、印刷,等等……工匠美术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珍贵的宝藏之一,是前代的重要文化遗产,因为我们今日都很关心国画前途的问题和保全书法艺术的问题,假如我们同时注意到中国美术这两个传统,我们就知道考虑这一类的问题而可以不必忧虑。”  重视民间历史研究、重视实物史料与古代文献互证是近代以来梁启超、王国维等倡导的“新史学”治学方法,也是西南联大文史“考据学派”的主要治学特点。王逊师长一辈的学人,如和他在西南联大“时相过从” 的闻一多先生,此时正“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 治中国文学史,这自然也影响到王逊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他对历代美术工艺的整理研究,固然是为美术史、美学思想史“虚心地找证据”,但同时,他也更希望能够“在复兴期的中国尽一部分责任” ,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文化建设的实践。  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应美学家冯文潜之请,到南开大学开设“逻辑”“美学”“中国艺术批评史”课程。1948年秋,为挽救濒危的特种手工业 ,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午门历史博物馆举办“北平市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为配合展览,沈从文约王逊撰写一篇介绍特种手工艺的文章,王逊将几年前在西南联大完成的《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重加改订,刊于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第一一四期。这篇论文是红学史上最早研究工艺美术的专论。同期还刊发了林徽因的《<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读后记》——  王逊先生这篇稿子好像是篇旧稿子,前几年,在另一地方,在昆明,我似乎即曾经看到过。也许我曾经看过的是另一篇性质相近的稿子,也许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原稿早已云散,如今忽然又旧事重提了一次。……  说实话,我们现在不管哪一方面都不成了!只要随便抓起一个瓦罐子、瓷杯子,坐下来,在你的椅子上,写两个字,在你的笔、你的墨上,你都看见你自己国家的命运。我们说过这是自然的、必然的,如响斯应,身上有病,面色自然发黄。雍正乾隆时代的制度既不能完全搬回来,要想用到那个时候的东西,是不通情理的事。所以王先生虽然有意指给我们看,那个时候的工艺品有些什么什么,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可并不叹息,唏嘘,声泪俱下。王先生是理智的,虽然未免有情。没有一种手工艺是会因为提倡而复兴而流行起来的,不会因为单纯的、自外而内的提倡而能存在。所以王先生几年前写好这篇文章,这几年来并没一直老提起来。……北平午门历史博物馆“双十节”要办一个“北平市手工艺品特展”,报上已经有了几次消息,我们觉得这个展览是一个很“感情的”展览。王先生这篇文章适于此时写成,或者因为“有幽于中”,也许是“为”他们而写的。海内有知己,人生并不寂寞。——是的,无论如何,引起注意,是首要的事。  此外,沈从文在《大公报》上也发表了《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的一点意见》,提出“文物保卫”、“艺术革命”、“特种手工艺复兴”三项工作,“是学人专家的责任,无从用任何托辞自解”。他主张须有一整套“完全改造计划”,包括成立专业研究机构、培训力量、出版图录等,并建议将艺术专门学校“分为两院制,分纯美术与工艺美术二部,后者必包括陶瓷、漆木、图案、装饰若干组,并彻底改变过去教学方式。应取得故宫特别便利,美术史通论与专题学习,必用故宫各陈列室收藏,作广泛研讨与欣赏,导师辅助以文字说明。且优秀技术经验之工师,尤必须设法聘入学校,待遇完全平等;严格训练学生双手,并使其工作与实际问题发生关联,必作到工艺美术最优秀的摹仿与创造,均出自艺专实验工场纯艺术制作,新风格的把握,艺专成绩永远居最前列。”   正是从这时起,王逊与林徽因、沈从文等相继投身到传统工艺改造和文物保护的实践中。1949年7月,王逊返回清华,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营建学系合聘教授,兼清华文物馆书记,直至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振兴工艺美术一直是他承担的一项主要工作。  1949年9月7日,清华大学第22次校委会决议:将1947年组建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改组为“文物馆筹备委员会”,由王逊协助梁思成实际负责清华文物馆筹备工作。翌年7月,清华大学文物馆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哲学、营建学、社会学、历史学、国文等系系主任,校图书馆主任11人组成,下设考古组(主任陈梦家)、民俗工艺组(主任王逊)、民族组(主任吴泽霖)、档案整理组(主任邵循正)及综合研究室(主任邓以蛰)。文物馆常委会由以上6人组成,梁思成任主席,王逊任书记兼民俗工艺组主任。民俗工艺组成员有吴泽霖、高庄、莫宗江。同时,在梁思成的建议和主持下,清华大学将建筑学系更名为“营建学系”,后由林徽因牵头,组成“工艺美术组”;清华哲学系则由邓以蛰牵头,成立“艺术哲学组”。  以上清华文物馆、文物馆民俗艺术组、营建学系工艺美术组(对外承接和联系工作时又称“清华营建系服务部”、“北平特种手工艺研究会”)、哲学系艺术哲学组,实际工作都由王逊主要负责。他同时还在清华开设“中国美术品举例”、“中国工艺美术概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公共课。这期间,王逊在梁思成、林徽因、邓以蛰三位前辈领导下,主要承担了国徽设计、景泰蓝设计、建国瓷设计等工艺美术工作。  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会决定将国徽设计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由梁思成、林徽因、邓以蛰、王逊、李宗津、莫宗江、高庄7人组成国徽设计小组,不久林徽因、莫宗江共同完成国徽设计图案,经梁思成、邓以蛰、王逊讨论修改,由王逊执笔撰写了《拟制国徽图案说明》,10月23日提交政协筹委会讨论。1950年6月,根据政协全委会要求,清华国徽设计小组又对国徽图案进行了修改,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正式确定了国徽图案。  景泰蓝是传统京式工艺的代表,为挽救濒危的传统手工艺,1950年6月,受新成立的北京特种工艺公司委托,先生与林徽因、高庄、莫宗江、李宗津等深入生产一线调查研究,设计出一批体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景泰蓝新图样和新产品,在赋予产品新的形式美的同时,工艺上也有所突破。1951年5月,王逊代表清华营建系在北京特种工艺总结会上作报告 ,同时与特艺公司合作组建北京市特种工艺实验工场,指导常莎娜、钱美华等将敦煌图案运用于景泰蓝设计,制作出一批新产品,其中大部分作为国礼馈赠外宾,使景泰蓝改良工艺赢得了国际声誉。  1950年2月,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致信王逊、高庄、莫宗江⑪,希望他们承担“建国瓷”设计任务。1952年2月,轻工部成立“建国瓷设计委员会”,郑振铎任主任委员,王逊、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高庄等任设计委员,决定由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承担具体设计,景德镇、酆陵、宜兴等陶瓷产区负责制作生产。其间王逊和其他专家多次赴景德镇指导,带领老艺人们以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为蓝本,恢复了釉里红等7种失传色釉,研制出3种新色釉,使景德镇制瓷摆脱了以往繁缛浅薄的宫廷风格,形成了素朴健康的新中国风格,成为我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1953年9月,“建国瓷展览”在故宫举行,自此“建国瓷”成为国家礼品瓷和国宴用瓷,并先后赴苏联、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巡回展出,成为新中国工艺美术的重大成就。  上述国徽设计、景泰蓝设计、建国瓷设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的工艺美术实践,是中国艺术传统与新时代精神有机结合、创新发展的代表,不仅挽救了濒危的传统工艺,还为新中国工艺美术奠定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美学风格,为工艺美术的繁荣发展明确了方向,为新中国美术赢得了国际声誉。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全国美协代主席江丰在总结报告中对清华工艺美术小组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⑫,林徽因也称赞王逊先生不仅是出色的哲学家、美学家、美术史家,还是历代工艺美术鉴赏家和评论家。⑬  王逊先生一向重视对民间美术遗产的整理和传承,他在清华期间,就为清华文物馆收集了不少民间木板年画,还举办过专门展览;到中央美院主持民族美术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为美研所入藏了大量民间美术实物资料,并鼓励青年教师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为民间美术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1953年,他组织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编辑出版了《敦煌藻井图案》、《中国锦缎图案》,1955年,组织中南美术学院出版了《中南少数民族染织图案选集》;他还与北京西路皮影传人路景达合作,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皮影艺术专著《北京皮影》。  王逊先生一方面积极地将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原则运用到实践中,另一方面,他又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从实践中不断筛选、总结和提炼工艺美术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这一领域进行系统扎实的理论研究。结合工艺美术实践,他先后撰写了《工艺美术的提高和普及》(1950年)、《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1951年)、《关于建国瓷设计的几点意见》(1952年)、《工艺美术的基本问题》(1953年)、《敦煌藻井图案》(1953年)、《明正统藏经经面锦缎图案》(1953年)、《谈皮影戏》(1953年)、《美术工艺的制作问题》(1954年)、《景泰蓝工艺》(1954年)、《谈民间年画》(1956年)等文章,系统阐述了他的工艺美术思想。  王逊先生认为,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是中国美术传统的重要组成,是中国美术发展的不竭源泉。民间美术工艺是生活实用与美的形式的有机结合,中国早期工艺史所体现出来的素朴健康的美学风格,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代表。  在传统工艺美术继承发展中存在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一是宫廷工艺的普及,一是民间工艺的提高。美术工艺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因此对传统工艺要结合社会历史发展做深入的研究。美术工艺既然是是美和实用的结合,美术工艺品的美的形式如色泽、纹理、形体等,是在制作中直接产生的构成形式感的要素,而这种美的形式又是满足实用目的的形式,不是脱离实用性的美妙想象,这是工艺美术基本的艺术方法。  为促进工艺美术发展,王逊先生还非常重视利用展览、陈列的方式引起社会关注,促进观念变革、繁荣创作。为此,他先后策划、筹备过西南少数民族和台湾高山族展览(1949年)、手工艺展览(1950年)、民间年画展览(1950年)、社会发展史展览(1950年)、敦煌艺术展(1951年)、建国瓷展览(1953年)、轻工部工艺美术出国展览(1953—1955年)、全国民间工艺展(1954年)、西南少数民族民间美术展览(1955年)等。

[1] 《工艺美术的提高和普及》,《人民美术》1950年第5期

[2] 沈从文:《烛虚》,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其中《烛虚》一篇提到:“现藏大英博物院,成为世界珍品之一,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某先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它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

[3] 《评福开森氏艺术综览》,《图书季刊》1940年3月新二卷第1期

[4] 《中国美术传统》,《自由论坛》1944年第3卷第1期

[5] 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集/1940年致赵俪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6]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

[7] 《学术机关?职业学校?》,《清华副刊》1935年1月1日第四十二卷第11/12期“新年号”

[8] 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北平特种手工业恢复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北平特种手工业在抗战前,年产值7000—8000万美元。1947年9月至1948年8月,年产值仅1000多万美元,有19种特种手工业,大小1125家工厂,12842名手艺工人。北平解放初,只有约十分之三的工厂复工,还存在着资金、销路、中间剥削等问题。

[9] 《沈从文全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2年

[10] 《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光明日报》1951年8月13日,署名“清华大学营建系”,原文附注:“此文系清华大学营建系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特种工艺专业会议上报告的摘要”。

⑪ 徐悲鸿:《致高庄、宗江、王逊》,1950年2月13日,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

⑫ 江丰:《四年来美术工作的状况和全国美协今后的任务》,《美术》1954年第1期

⑬ 常沙娜:《王逊学术文集序》,海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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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两个精美的景泰蓝小罐,它们造型优美,图案简洁典雅,带着浓厚的民族风格。这是林徽因亲自设计的产品。有一段时间我把它视为纪念林徽因的珍贵物品,包好收藏起来。不想“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出来,要作为文物没收,我再三解释说这是解放后的新工艺品,才被扔了回来。

张仃代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设计者为张仃,提供技术意见者有张光宇、周令剑,助理绘图者为曹肇基;

林洙女士(梁思成第二任妻子)一段关于介绍林徽因与景泰蓝“缘分”的一段文字:

张仃号“它山”,《说文解字》中,“它”是“蛇”的古体字,这一方面出于其对故乡蛇盘山的眷念;另一方面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表达了其对自然、生活以及各门类艺术的学习借鉴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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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 苏州庭园 34×46cm 1950年 国画 中国美术馆藏

林徽因虽然不是中国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但她却是最为合格的中国景泰蓝的一代尊师。因为她是中国景泰蓝文化发展史的一位杰出的驱动着,是景泰蓝这一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忠诚卫士、以命相搏为景泰蓝献出最后心血的第一人!当年的亲密助手常沙娜女士,如今早已成为我国艺术名家,曾从师门的钱美华女士,现在已成为中国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已成为国际珐琅艺术委员会当之无愧的成员,景泰蓝并成为了世界珐琅艺术长廊里的一枝鲜艳璀璨的奇葩,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已成为当今世界景泰蓝文化艺术中心,……这些足以让林徽因这位尊师安于九泉。

在张仃的简介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

景泰蓝的诞生与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明清两朝进入繁盛时期。然而,到乾隆尾叶出现垂危,同治、光绪时期更加衰败,而北京的掐丝珐琅业所呈现出的那种短暂的繁荣也只“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掐丝珐琅业的回光返照罢了。”(杨伯达文:《景泰蓝》)到了“抗战时期,外销断绝,作坊不断倒闭。解放前夕,从事景泰蓝生产的工人只剩几十人,优秀传统工艺处于淹淹一息境地。”(唐克美文:《瑰丽的景泰蓝历史悠久》),这就是上述两位老一辈专家、艺术家对新中国成立之后景泰蓝行业的真实写照。是党和国家的积极扶持、关怀,才又重放异彩,焕发了勃勃生机。在这里,我们不能忘记,虽已尘封数十载而少有人知的林徽因这个名字,尤其是她那“懾人的美貌”、“完整的美感”所捧伴的那种常人少有的以命相搏,为挽救景泰蓝传统手工艺而献出最后心血的这颗“心”。

开国大典上的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和游行队伍,是回想1949年时最深刻的记忆,而他正是总设计师;

1956年到1958年,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大大小小的珐琅生产合作社合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北京市珐琅厂。1958年,钱美华主动要求到工厂工作,成为景泰蓝专业设计第一人,如今她带出的不少学生也已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用他们的话来说,现在的景泰蓝工艺,不仅不落后于明清鼎盛时期,反而由于制作工艺的改进,其用色和设计得到极大的发展,能够创作出许多明清时期不可能完成的作品。2006年,景泰蓝工艺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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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忆起林徽因这个名字,首先不是因为,她与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是夫妇,为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功勋着著;其次也不是因为,她是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第三更不是因为,她是江南才女、绝代佳人。而是她与中国景泰蓝有着生死之缘。

● 它山之石——张仃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展

景泰蓝现在已被认为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立于世界手工艺品之林。有朝一日人们也许会专为北京景泰蓝写一本书,但是人们会不会记得有一位被结核病苦苦折磨的弱女子,为它献出了自已最后的心血。”

可以说,领袖们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英的立国理念和意志;政协的选择投票和交办决策;张仃的初稿及梁思成对初稿的补衬;梁思成小组的完善,尤其是高庄的浮雕艺术升华;张仃小组的最终制作。各个环节互为关联与支持,缺一不可。

她如愿以偿了。当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接过林薇因设计的景泰蓝礼品时,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品,真是美极了!’

1950年9月30日,张仃将自己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亲自挂上天安门城楼,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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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初稿阶段的张仃国徽设计(即手绘稿),天安门的比例不很标准、规范。梁思成小组根据实测,极其精准地再造了一个庄严雄伟的图像天安门,剪影轩昂,气度非凡。

我久久地凝视着它,眼前呈现出林徽因为恢复濒于停产的景泰蓝手工艺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如果编写《中外历史之谜》的作者知道林徽因晚年的健康情况,一定会写一条“林薇因健康之谜”编入书中。医生们一次又一次地对她发出病危的‘黄牌’警告,她都闯了过来。她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是怎样的活啊!她的肺已布满了空洞,肾也切除了一侧,结核菌已从肺转移到肾、肠。她一天吃不了二两饭,睡眠不到四五个小时,但却在梁思成陪同下,带着她的助手莫宗江、常沙娜等人,多次跑到景泰蓝工厂去调查,了解它的工艺程序及材料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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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快就得出结论:工人师傅的手艺是高超的,但是由于传统产品的造型庸俗、色彩单一、图案繁琐,致使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濒于停业。于是她以惊人的毅力和她的助手们一起研究设计适合景泰蓝生产工艺的造型、图案及配色。为了探索和发展民族传统的优良图案,她对我国历代图案进行了研究。她已不能像设计国徽时那样亲自画图了,她的意图常常是由她最亲密的助手莫宗江来完成。我不止一次在林微因处看到莫宗江画的工笔图案,那真是一张张极美的艺术品。

张仃和梁思成受命承担起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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