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作品版权保护座谈会召开,记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

来源:未知作者:必赢565net 日期:2019/12/23 19:25 浏览:

中国美术作品版权保护座谈会召开

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召开

《中国美术作品版权保护座谈会》

为了提高美术界的维权意识,促进美术作品版权保护工作的实施,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于5月13日召开美术作品版权保护座谈会,邀请美术家、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出版界、法律界的有关人士,就现今形势下,如何对美术作品进行版权保护进行探讨。

会议由中国美协组联部副主任马新林主持,中国美协副主席王明明,中国美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李荣海,中国文联权保处处长暴淑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所所长梁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副总编辑欧京海,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主任陈履生,美术杂志社副社长张文华,画家代表谢志高、史国良,国家版权局版权司版权处处长段玉萍,新闻出版总署法规司法制处处长高思,律师孙建红、王洋等出席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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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座谈会部分人员发言(有删减)

李荣海:这个座谈会是根据中国文联的安排,就中国美术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进行的一次座谈会。版权问题也是当前美术界、美术家关心的一个新的课题,得到了文联领导、版权局的关注,也得到了我们美术家、美术界、新闻界,包括法律层面的关注。美协分党组、包括长江同志恳请大家在座谈中能够就美术作品的版权保护,谈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给美协提出可行性的方案和措施。

马新林: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美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由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美术著作权保护的现状;二、美术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三、如何对美术著作权进行保护。对于中国美协来说,虽然多年来一直都在议这个问题,也和上级机关和有关版权管理部门有所接触,但在专业层面上,他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也是在介入这个工作以后,才开始更多地了解著作权的问题。自1991年6月1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法》后,2002年,朱镕基总理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的实施条例,2004年,国务院第74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且在2005年3月1日实行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可见国家对于著作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中国美协也在积极地推进这项工作。下面请大家发言。

王明明:今天这个会开得很有必要。对画家来说,著作权的保护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去年我给文化部写了关于美术市场法规的一些提案。我们的作品在市场上流通,侵权的状况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去年我在瀚海看见一本我的画册,有几十张,全是假画。请执法大队的人调查,到出版社,出版社说从来没出过,到印刷厂,印刷厂说从来没印过,版号都是假的。我问执法大队,他们说根本就查不下去,要查,只有当场抓住。

现在政府转变职能,对市场的管理从审批走向监管。对于画廊来说,一些举措很好,可是如何实现监管就是个问题。前两年,有个人拿着几十张假画给我看。我给了他一个证明,说这些画都是假的。他就报了案,那边真把作者给抓了,还跟北京的公安局有过联系,办案人员也来过北京。可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估计是不了了之了。作为个人,我对这种情况,实在是无能为力,很无奈。现在我委托代理画廊,在网上看拍卖行的大全,看到假的,我就发一张签名函,让他们撤拍,基本上90%多都会撤掉。这样,我只能起到净化拍卖市场的某一个局部的作用。近十年来,代理我作品的画廊,有我的保证书,保证书里面有我的手印,作品有手印,我的签名有钢印,有照片,再加上防伪标志。我把所有能做的都做到了,可潘家园还是有一摞一摞的照片,都是移植的。有时候看着很好笑,我挺着大肚子,上面搁一张我的标准相,就这样成批的卖,我真是觉得无奈。

可能国良研究假画比较深,他一直搅在这里头,我是看得比较淡,造就造吧,我就当看不见了。从法律法规上,我觉得是太无力了。我认为行业只要有利润,就会出现问题。关键是怎么样通过行业协会,达到行业自律。还有就是怎么样通过法律去保护画家?这一点,要有一个力度。

另外,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可能诸位老师也会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的拍卖行的作品,不说它真假,这是拍卖行的规矩,但如果说我们不尊重作者本人对作品的认定,那就太没有是非了。如果作者没有这个权利或者说他说的话是不可信的话,那中国还有信用可言吗?可能个别的画家第一眼没有看出自己的作品,也可能有个别的画家存在着心理的问题,可是不能拿这个作为标准,就说所有画家的作品他本人认定是不可信的。那么故去的画家怎么能认定呢?就更没有标准了。拍卖行,找个专家来说了便算,史国良说的就不可信?这个风气不可长。包括我们的传媒,我们应该相信所有的艺术家。我有很多作品是当代最著名的老先生给我鉴定的,盖了他的印,我就笑,全是假画。如果我们把行规做成了这样,如果史国良、王明明画完了画,出门要再另找一个鉴定家鉴定真假的话,那我们的逻辑就全乱了。全世界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没有这样的。

现在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而执法的成本又那么高,怎么去维权?更何况,执法也是非常困难的,可能版权的专家们会有一些办法。

我也研究国外一些画廊,其实国外的画廊经营大师的作品,都是流传有序的,比如说一张毕加索的作品,流通了十回,每一次流通都是有序可循的。我一直想提倡画家代理制,画家、推广者、经营者应该各有分工。应该加强行业自律,画家对自己作品的态度要慎重,要明确流向,并通过代理去规范市场,画家的作品,无论去拍卖行还是画廊,都应该流传有序、有纪录可查。慢慢地杜绝包括创作、印刷、出版,以及画廊、拍卖行流通造假的集团化,这需要画廊和画家的共同努力。

梁江:刚才李荣海和新林著作权保护是一个新事物、新工作,这是相对而言的。著作权法第一版是1991年,现在说新也不新。我在美术杂志做主编助理时,组织过一个著作权法的座谈会,《美术》曾发了一个专刊,这可能是美术界第一次最完整认真讨论著作权法的会议。当时著作权法刚出来,大家觉得很新鲜,社科院还有专家来给大家讲解,开会其实主要是学习。从著作权法进入美术家的视野至今,原有的不能说已执行得很好,还接连碰到很多新情况。我个人认为,著作权法的若干定义连同实施条例,对于美术作品的界定欠全面。比如说新媒体艺术,原来定义已经包纳不了。还有的说保护“具有审美意义”的作品,而当代一些美术作品可能已与审美意义无关。按这样定义执行下去,很可能对不上号。

200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和国家版权局在南京举办了一个中国版权保护高端论坛。我应邀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还做了一个PPT。作为美术圈人士,我主要讲了一个观点:建议中国的著作权法要尽快针对美术部分加以修订,因为它其中的定义、条文、可操作性主要不是针对美术作品的,由此形成了很多执行上的不必要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多年来对于版权(著作权)的保护,社会上见得最多最直观的就是抓盗版音像,好象这就等于版权保护。其实,著作权法里有关“著作权”的界定有十六、七项之多。认为抓了音像盗版和扫黄就做好了著作权法的保护,当然是非常片面的。音像作品的载体主要在CD、DVD或播放许可权上面,正版和盗版质量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盗版的生产线比正版生产线的科技含量还要高。盗版的出来,就把正版的价值弄没了。但美术作品恰恰相反,只要你不是剽窃或假冒,“盗版”越多,这件美术作品便越知名越增值。关键在于美术作品的价值集中在原作上,复制及批量出版反而能提升原物价值。我在会上建议,应注意区分美术与其它视觉艺术的不同。美术主要是以平面、立体或平面与立体综合的形态作用于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它自有特殊性,如直观性、恒定性、惟一性……不需要文学、音乐的二度创作,也不像戏剧舞蹈的稍纵即逝。只有增强针对性,调整和细化相关条文,著作权法才会切合美术领域。

由于美术作品的价值集中在原作里,美术家一般不会追究盗印和复制,除非是剽窃或有直接商业目的。有时候美术家自己也重复发表,一件作品一个杂志发表了又去别的杂志、报纸、画册发表,其中是否涉及版权问题,自己也搞不清楚。在美术界,我们也要加强宣传,因为画家自己的作品重复发表,可能也会有悖于著作权法。如同文字不能一稿两投,一件作品在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你的发表权已经给了他,这个杂志已拥有这个版权。但又到其他地方重复发表,虽然一般没人追究,但你可能因为对著作权法不了解无意中犯了一点规。美术家一方面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另外也要尊重他人的正当权益,形成好的风气,著作权法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著作权法要真正深入人心,还有一个工作量很大的宣传和解读的任务。像王明明声讨假画,用按手印防伪,媒体都有报道。但个人散兵游勇的反造假反剽窃,力量是有限的。对于反造假,美术界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像音协一样有音乐著作权保护委员会,现在美术界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群体的合力。此外,对于美术作品的展览权、署名权,重复发表是否涉及版权等问题,美术界都关注得不够。我想,中国美协自己的刊物,包括内部刊物也要多开展这方面的宣传和讨论。此外,中国美协在组织展览、出国交流,开展研讨和出版各类画册,应当扣紧著作权法的要求,把工作做得更到位,起到领头的示范的作用。这样,著作权法的有关内容才能更好地在美术界推广、渗透和真正落实。回到开头我讲的一句话,目前我们已有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但路还长,任重而道远。

谢志高:说其著作权的保护,有些问题是长期感到很困惑,有些问题是不懂,有些属于比较糊涂,我都说出来。

困惑的是刚才明明讲的对于造假的风气和所谓的鉴定。两年前有一个大老板,拿了二、三十张建国以来一流的老先生画家的画,包括傅抱石、关山月、林风眠、刘海粟等等,都是大画。拿给我看,我说古代的我没有鉴定能力,因为古代的牵扯到纸张、材料,用科学的测量法测量它的年代,包括他的生平,他惯用的图章、题跋等等,这些咱们的知识不行。而解放后的这些老先生,有的我受教于他们,有的很亲密地接触过。起码我们是画画的,在第一线,从画面的技巧来分析,这个我还有发言权。我一看这些画99%都是假的,只有两三张四尺三裁的小画是真的,因为作品一般都是以平方尺计价,做小的没有意义,做大了才能赚大钱。我说的他还不信,说是经过故宫某些老先生、专家鉴定过说是真的。我说我带你去钓鱼台国宾馆看,那里挂着这些老先生的画,他买了钓鱼台四本一套的书,晚上回去拿放大镜对照,第二天全部退回去了,挽救了几千万的损失。这是一个例子。

现在造我们这些活着的画家假话,花样也很多,除了对比着原作造假,对比着出版物造假,甚至自己创作一张画来造假,完全是你没有画过的东西,他给你题跋到八十年代,好象是你早年的作品。有一次山东的一个画廊突然给我打电话,谢老师,你八几年在中央美院的时候,有一张创作被我买了。我说没有啊,画的是什么?他把照片寄来一看,我根本就没有画过这张画,上面写着作于一九八几年,(造假的人)知道我的履历,知道我那时候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在第一线比较热点的人物,还有画廊代理,起码他可以少分点心,而我们这种退休了的老百姓画家根本就没有精力管这些。一开始一些拍卖行我还注意一下,上网看一看,给人家打电话说,这个是假的,你最好撤拍。后来太多了,中国大江南北多少拍卖行啊?卖一张就得20%,两边吃,他怕什么,无所谓,所以管不来,我根本看都不看了。启功先生说,潘家园那些字写的比他还好,他很大度,说人家也要活,也是人,从这个观点上,就是平民意识,咱们也学启功先生吧!

还有出版界出画册,现在基本上都是画家自己掏钱,连书号都是买的。包括人美出的大红袍,几十万,自己出钱,这个版权归谁呢?按道理版权应该归画家自己啊,不应该是出版社的版权啊。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没有人来确定,你出了这个画册,画家拿钱出的书,这个书的版权归谁?

过去是出版社觉得你够水平了,国家给你出。可是现在,国家不给出版社钱了,完全是自负盈亏,日子很难过。我也当过四年的编辑,那时候是国家包的。现在国家不包了,全是画家自己拿钱,这个书出了版权归谁呢?以前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开这个会,我突然想起来,我出了这么多书,版权应该是我的,怎么就没有?就象我十年前写了一本技法书,现在是中国美术学院出的,再版了六次,什么消息都没有,也不给你稿费,也不给你任何消息。现在也没有精力顾着这些。

至于说造假画,国家不受损,税务局照样收税,就是画家受损,藏家受损。我们去贵州茅台酒厂,一年就几万吨,全国销量是几十万吨?国家解决吗?解决不了,只要不喝死人就没有人管。买的假画算什么啊?就算查出造假了,又怎么样,法律又没有规定。

史国良:刚才他们俩说的问题在我身上都发生过。我几年以前就开始做打假的事,非常疲惫,都想放弃了。我也想像他们说的,看开一点,像启功先生讲的,人家也得吃饭。但是这个太过分了!画家连自己鉴定作品的权利都没有了。我打官司打到法院去,我自己本身也没有话语权,找最熟悉我行当的专家、专业团体来鉴定也不行,这个专业团体也没有鉴定资格,这是多可怕的事?我现场画一张画,你们大家看到了,你们证明也不行,因为你们可能跟我一起作假,要请犯罪记录的专家来鉴定笔迹,要请工商有关部门的来鉴定,很可笑的事吧?现在基本上都是成为这样的状态了。我们本行当的话语权,我自己没有就算了,我们美协,我们的群众组织,这些最权威的地方,统统都没有鉴定资格,非要法院来指定犯罪记录专家来鉴定,这太可悲了。谁能比我自己鉴定自己的画更专业的?

如果说画家已经死了,他的家属来维权的时候,你可以说他不懂这个专业,可以剥夺他的话语权,我画家还活着呢,就连说我自己画的话语权都没有了?另外一些所谓的专家委员会的鉴定专家,都没有见过我画画,就敢开具我作品真伪的鉴定证书,你说这公平吗?为了我的画的官司,我发动了几乎中国所有的媒体,在媒体监督下也只给我一个和解。对方只在节假日的一个广告版里登了个豆腐块道歉,总算有一个结果,表示我赢了,实际上我也没有赢,通过这个官司,我把话语权给丢了。

我今天本来要拿一大摞书来,人家帮我出版的,基本上都是假画,还有我讲课的东西,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做成了音像制品在市场上卖。这种事虽然很多,但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刚才说的,我没有话语权,我的专业团体、专业队伍也没有话语权,这是让我最最不能容忍的。

我呼吁了很长时间,也经常做这样的节目,但是依然没有效果。我认为问题最多的就是拍卖法。就因为有了拍卖法,这些剽窃犯罪的都可以躲阴凉去了。前些日子做了个节目,好多年以前我给人家画一张画,他拿到拍卖会去拍,画还回来的时候,人家已经复印了,跟真的一样。一段时间以后,在另外一个拍卖会上,这复印的画出现了。原画持有者说,这张画在我家里,怎么你这里有了?拿来一对,一模一样。持有者说我去起诉你,他说你告我也没有用,我就说是潘家园地摊上买的,你找都找不到。我还证据确凿抓到过做假画的人,买假画的人上当受骗,去报案,不受理,我再去报案也不行。就没有地方给你说理,他们不管这个事,最主要的是没有这类专家去辨别这些东西。

做假、卖假、拍假,这是一条龙。这个链条上,受害的是两个,一个是买家,一个是画家,还有国家。画家是自己的著作权,那么烂的画说是我画的,有损我的形象。买家是真金白银往里扔,如果你让他去投资,买一个音像作品,受损伤是作者,买家不会受到什么伤害,但是收藏家是投资者他也要受到伤害。何况画家自己本身也不团结,明明是被侵犯了权利,你一说就说你作秀,说你炒作,长此以往,画家真是成了弱势群体了。所以我就建议,要把话语权还给我们,修改拍卖法,建立我们真正的专家队伍,有资质的,真正有水平的专家队伍。

陈履生:虽然我没有受到自身的伤害,但是为了维护一个行业的基本秩序,我认为有必要谈著作权保护的问题。不过这个事说说往往就容易说歪了,因为首先要清楚著作权是什么概念,著作权保护是个什么概念,而不是说真假画的问题,假冒和侵犯著作权是两个概念。中国美协站出来维护美术家的权益,这是好的事情,我们美协会员中的每一个人都要积极支持。

对于著作权的保护,我认为有必要请一些包括著作权的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来梳理一下,著作权保护包括哪些内容。一件作品的著作权包括哪些方面,著作权保护法里写得非常明确,但是,可悲的是,我们从领导到画家本身,都不知道自己要保护哪些内容。比如美术馆收藏作品,仅仅是占有所有权,而没有获得作品的著作权,这是中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所有权和著作权相分离的原则。比如说把收藏谢志高的作品拿出来展览,著作权法是允许的,可是要出版,就必须要征求谢志高的意见,但是,我们往往把这个忽略掉了。而谢志高先生知道了,又是展览又是画集,人家宣传他了,他也很高兴,可他的著作权在无形中却受到了侵害。更重要的是管这个事的人,他不知道这个事无意中侵犯了美术家的著作权,这是首先的一个问题,从领导到群众,大家都不知道,一笔糊涂账。收藏了一幅画,就认为是自己的,我想怎么印就怎么印,要印大就印大,要印小就印小,甚至是把七行的书法作品裁掉了三行,这就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的完整性。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保护的是哪些内容,著作权不保护真假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有一个例子,北京娃哈哈大酒店里用喷绘放大了一幅深圳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的作品,挂在了公共空间内。,对一般人来说,这是好事,可是,陈湘波的维权意识很强。一场官司千辛万苦,最后他赢了。但是,所赔的金额和他花掉的律师费、取证费等等正好打一个平手,等于瞎耽误了工夫。这说明我们的法院同样对著作权的重视程度不够,他就感觉到画家不吃亏就行了,著作权的意义没有体现出来。

中国美协召集我们来开会,我们就要给美协出出主意,美协能帮助我们美术家做哪些事?拍卖公司造假,不要说今天解决不了,人民大会堂开会都解决不了。

关于著作权,我认为主要牵扯到美术作品的出版和一些应用。比如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始终也闹不清楚的问题,拍卖公司出版的图录,是什么样的属性,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是商品的图录就没有著作权的问题,可是有一些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拍卖的图书,无疑又会牵涉到作品的著作权的问题,这事没有人去追究。拍卖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对抗,这是国家法律里不配套的问题。

上次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国务院法制办的类似的会议,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他们也听到各方面的反映,也是很着急,但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找不到一个扳手,怎么把这个事情耗住。所以,我想,这还是整个经济体制建设的初级阶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有待于日后我们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著作权意识的整体加强,来惠及每一个艺术家,使自身的权利得到保证,不受到侵害。

就现在的状况,千万不能说没有鉴定专家,每个部门都弄一个专家委员会来,就坏了事了,我知道的就有各式各样的专家委员会。故宫里有国家授权发专家证的人,他是研究陶瓷的专家,同样可以开一个史国良作品真伪的鉴定证书。关键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正常的秩序,比如说中国美协建立一个机构,史国良鉴定中心,这是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真正对这个个案有研究的专家,而不是泛专家,建立了这样一个权威的体系,全世界发现史国良的作品,都送到这个中心来作评价。日本在这方面就建立了一个完善的体制,重要的画家都由一个基金会来鉴定,比如说“梅原龙三郎”基金会,因为他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标杆,所有认同“梅元龙三郎”的作品,都一定要经基金会鉴定才算真迹。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权威的机构,全世界都认同的谢志高基金会,由它来鉴定真假,正常秩序建立起来了,真假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真假的问题不是我们谈著作权的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中国美协找到怎么样办法去维护会员的权益。我认为美协对于重要的艺术家,跟有关的学术机构、家属,建立一些相关的基金会,来解决著作权的保护、版权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包括作品的鉴定,这是有必要的。可是,因为中国的艺术家很多,你说哪个不重要?如果选10个画家,其中就会有10个以外的某有一个画家,千方百计地要要将自己成为11个、21个、110个……美协弄不过来的,这就是中国特色。所以,中国的特色就决定了我们在著作权保护中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不是理论形态。总之,著作权保护面临着很大的难度,既有文本的对美术概念的认定的问题,也有操作的问题,还有我们法规配套的问题。

欧京海:首先特别感谢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召开这样一个会,来研究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的问题。我想说两个想法,第一个是关于著作权保护的问题。应该这么说,像我们这种国家级出版社,美术出版界的权威出版社,或者应该说最重要的一个出版美术作品的阵地,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自打著作权保护有关条例出来以后,我们做得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规矩,无论是哪一位总编辑签字的时候,首先要看著作权人签字了没有,没有签字,这个书肯定是不签的,因为我们是有纪律的,这算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程序,所以这方面,作为出版界,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专业出版社,比较注意。像史国良等等一些老师,都是直接联系我们,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我们要出书肯定是提前打招呼。当然这方面也有问题,有些确实很难,已故画家的问题就多了,就有打假的问题,有家属的各种问题。

我觉得还是应该由中国美协成立一个著作权保护委员会,这个组织应该首先代理美协成员的作品。一是代理美协成员的一些著作权的问题,二是代理一些没有入会的,但是他愿意请你代理的,这部分画家,因为我们的画家很多,有很多是没有入会的。当然,这个可能要通过美代会的有关代表或者相关负责人深入地研究,把章程起草好,别先收钱还没有章程。我觉得要有这样一个组织,来管理美术家协会的会员的权利、义务,还有相关的一些衍生产品等等,只要他入了这个协会,或者入了这个组织,在他自愿的前提下,应该把权利交给委员会,来代理管理有关的著作权问题。

当然,我也赞成在美协里先成立比如五十个画家还是三十个画家的一个研究部门,比如说一个画家要有三位研究成员,对这个人的作品进行深入研究,这也有好处,未来的打假还是要靠他们。他们搞法律的人最清楚,你要是提出是假的,就得举证,这是很麻烦的事,这可能要由美协相关组织来管理,可以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举证,这可能更有说服力,可能更通畅一点,画家也省省心。

最后,从美协服务画家的角度来看,美术著作权保护组织还是应该尽快成立,跟音协一样,其实我们很早就跟新闻出版署的有关部门谈过,但是他们确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行业协会解决起来可能更容易一点。为美术家们服务,把工作做好。所以我觉得美协开这个会非常好。

李荣海: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些意见我也同意。五年以前我们就开始酝酿美术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一个是集体管理,实际上现在集体管理不能真正解决美术作品版权的管理问题,还要加上政府行为,离开政府行为,完全靠社会自发的五十个人成立一个组织,去管理这个,跟美术界肯定产生一个矛盾。2004年我跟版权考察团到了意大利,意大利最大的一个版权组织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都有办事处,同当地的国家建立了版权保护联盟。他给我们一个提示,抓住一个侵权的,就十倍、几十倍地罚款,罚到倾家荡产、企业倒闭,我们国家现在做不到。因为我们的法院采取的是一种协调、调和的办法。。

刚才说中国美协对版权,如何去服务,我们原来也考虑过,尽快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比如说国良先生的作品被人造假了,他不出面,有这个组织代理维权。应该用用政府的行为加快版权保护组织的成立,并使得体系逐步完整,建立健全,能够发挥作用,确实为美术家行使权益。

段玉萍:我是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版权处的。我接着李秘书长的话讲,暴处长给我打电话,想谈一下美术的集体管理的问题,开一个座谈会。集体管理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一些耳闻了,特别是现在炒卡拉OK收费的事炒得比较热闹。集体管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协会,实际上它是在著作权保护体系下,是一个非常专门的制度,应该说面不是很宽,是很窄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又非常重要,它主要是实现法律规定权利人的一些权利,而这些权利是作者个人难以行使的。实际上,这个制度说白了就是一个收费组织,他从使用者那儿把钱收过来,扣留一部分成本,剩下的再分配给加入协会的权利人。现在我们理解的,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不是这个集体管理组织解决的问题。

我谈两点我的感受。一是从国家版权局这一点,今后对美术家著作权保护的问题,可能要更加重视,而且有更多的调研,包括听取画家的意见,今天还是一个范围的座谈会,希望还继续有这样的机会。二是从作者权利维护的意识来说,刚才画家都提到了困惑也好,或者不理解也好,包括难度也好,毕竟中国在著作权保护方面还是初级阶段,我们的经济水平也好,整体水平也好,都不是很高。包括我们的集体管理,卡拉OK为什么炒成这样,这也是一个阶段的产物,这是越不过去的,必须走这个阶段。所以从画家保护的角度,我们也更希望更多的画家站出来说话,如果我们自己不说话,刚才王老师说的,我就不去管了,你不管的话,可能就更没有人管了,所以画家还是要出来吧,打官司也好,呼吁也好,跟媒体发表文章,在电视台接受采访,呼吁我们的权利,如果不呼吁的话,我们的权利更得不到保护了。

刚才很多画家也提出来,协会多发挥作用。因为作者、画家、音乐家在国内应该是属于弱势群体,跟强大的使用者相比,他还是弱势群体,这位使用者往往是产业形态的,包括拍卖公司,都是一些产业性的,而且我们的画家是个体的,所以整体来说,是处于弱势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组织起来,有一个组织,我们的美协出面,把画家都召集到一起,特别是在维权上,有一个共同的声音,这样可能声音会大一些,而且对我们的保护会更有利一些。我觉得美协目前可以不用考虑集体管理,而在现有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或者成立一个二级协会,或者类似性质的,来承担我们美术家的维权工作。

高思:新闻出版署的法律部门原来分两块,一个是涉及到新闻出版立法问题,就在新闻出版总署的法规司,涉及版权的立法,原来在国家版权局的版权司的法律处。去年机构调整,把总署所有的立法事情都放在一起了,我去年从版权司调到了法规司,版权立法方面的事就在我们处。

今天特别感谢中国美协的领导还有暴处长让我听取意见,也是调研的机会。我特别希望了解一下美术界对现有版权法的理解和执行的情况,还有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未来法律制度是不是完善等等方面的问题。今天听了以后,感觉这几方面的问题大家都涉及到了。大家知道,90年国家颁布了著作权法,91年实施。2001年中国为了适应国际的保护,修改了一次法律,配套了条例,《集体管理条例》是新颁布的,《著作权法的实施条例》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是重新修订的。目前很多的方面都反映这个法律操作方面又不能适应新的经济一体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了,所以又面临着新的一次修改的问题。我今天来之前,是想听现有的法律哪些不足,那位老师刚才也说到了一些,但是我发现大家对现有法律的认知、理解和运用方面的问题更大。刚才好几个老师说到的问题,其实法律都有规定。我们的困惑就是因为我们是干美术的,不是做法律行业的。比如说发表权的问题,实际上是行使权利中是专有许可、非专有许可,还是转让的问题。如果我签的是专有合同,当然不能给第二家出版社,但如果是非专有的话,当然可以给第二家。我在一个报纸上发表过一次,还可以在第三家、第四家报纸上,再让他出版发行,这都是可以的。我们也很惭愧,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工作这么多年,听取方方面面意见的机会很多,但是听取美术家的意见真的是很少很少。国家版权局这么多年以来也有很多的力量投入到进行培训、教育方面,但是跟美术家的接触相对来说就少得多。最近几年,因为音像界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跟音像领域打交道比较多。这是需要补课,要把这方面的知识补起来,然后我们会用法律已经赋予我们的权利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问题。

第二个感受,就是行政部门能干什么的问题。刚才美术馆的老师讲到了,我很同意你的观点,究竟在正常的状态下,应该怎么样行使我们的权利,这是两个问题,只有第一个问题解决好了之后,打假才好解决。所以,行政机关其实在法律里面现在规定得也是很清楚的,什么情况下,出现了盗版的情况,国家版权局就可以介入,行政力量就可以介入,来主动出击进行维权。发现侵权的案件就可以没收、罚款,这是有法可依的。还有另一方面的民事途径,作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了,或者说出版社违约了,根据著作权法第46条的规定,可以到法院直接起诉,政府可以行政介入帮助我们维权,这是两条腿。刚才谈到打假的问题,新闻出版署有一个扫黄办,大家可能都知道,扫黄办去年机构调整以后,改了名称,叫做反非法与违禁司,刚才有老师说,那个出版物都是假的,说找到某某出版社,说出版社没有给他这个书号,同时印刷厂也是假的,这都是属于非法出版物,举报到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署的打非司也能管,也能维权,这也是可以利用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盗版和假冒是两个概念,比如一个人,画的完全是王明明的画,也署他的名,这叫盗版。而我随便画了幅画,署他的名,这叫假冒。其实法律这两个都管。第二个问题照理说应该通过民法通则来管,但因为当时著作权立法的时候,美术家呼声高,就把这一条加进来了,也是两条腿。现在各地都有知识产权庭,民事法庭也管这个事,如果侵权程度严重,刑法也有处理。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武器和渠道,但因为不了解不见得都能用上。

维权的事,美协可以自发地成立,二级的、三级的一个协会都可以。集体管理组织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要看法律有没有赋予你这项权利。欧洲有追续权,因为他有这样的权利,成立那样的协会才是有必要的。现在法律里没有这个追续权,所以成立这个协会就会有一个问号。话说回来,在下一次修改著作权法的时候,美术家在行业里觉得这个权利是我们必需的,我们的收益要来自于拍卖这个领域,或者二次利用这个领域,就有可能把这个权利加进去,这也要靠行业的呼声和做一些必要的调研。如果有这个权利加进去了,成立这样的协会,就有一个法律的基础了。

孙建红:我接着说几句,今天听到的以及感受特别多。在欧洲国家,美术作品在拍卖后续的追续权或者延续权,在中国的法律上没有规定。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调研论证,论证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著作权集体管理里面,还有权利权项的使用、利用是美术作品著作人自身难以实现的权利,给它论证出来了是属于小权利,以及权利的行使的范围和潜力是比较大的,才有可能成立中国美术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现在咱们国家一共有四个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机构,三个机构我都是他创始阶段重要的一员。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觉得真要做,应该做好基础工作,现在应该比较务实地去为它的论证筹备力量,做好工作。音像著作权,现在简单叫音集协,我们是八年抗战,1998年,到2006年才成形,而真正成立是2008年的5月18日。

集体管理确确实实是比较窄,比较专业,是赋予一种法律的资格,主要是收钱和分配,当然也包括其他的,可以代表或者完全替代权利人向使用者特别是向侵权的使用者交涉,去打官司,他的职能,应该说替代了很多。画家专心从事创作,一个好的管家给你打理,打理的费用,就像住在公寓里的物业费,他尽可能用最低的价钱,让我们得到更好的管理。但是在版权保护方面,美术作品可以保护的特别多,这个应该是美术作品著作权的代理工作。美协在现有的基础上,或者美协这个机构里有这样一个小班子,有一些专业性的人士,其实可以借助一些外力,请一些专业的律师。一个真正专业、有经验的人,同样的事情,会事半功倍。大家如果靠娘家,靠美协,形成这样一些组织,借力造势,比如说就在美协组联部,下面有一个对外的名称,叫做画家维权办公室也好,或者委员会也好,借助一些外力去做,比如说张律师、李律师,一些比较合适的、专业的、有经验的,成立一个律师团,或者专业律师的维权工作组,帮助我们美协的这些会员,来做这个工作,我认为完完全全可以做好。

我个人认为,从版权的角度来说,可能是陈先生真的有很多这方面的想法和心得。美协可以做一些,就是美术作品著作权以及著作权保护的一些知识的普及宣传,我估计美协有自己的刊物,或者美术专业的一些刊物,比如说美术版权法律顾问这样一个栏目,搞一年、两年、三年,每一期设置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我们给他讲一两年、两三年,让大家真的有很多清楚的认识,能够做很多事。

另外,其他的法律问题,您刚才说的话语权,美协应该争取这个。简单地讲,只有被法院认可的相关领域的司法的指定专业鉴定部门,才能够进行有效的鉴定。而美协不能自己想当然就有这个权利,必须按照相关的路径和程序申请。我个人认为,要成立一个美术作品法律纠纷鉴定委员会,美协最具备这个资格,任何人不可能替代。陈先生说的特别好,他介绍了日本的经验。咱们国家有一些相应的管理规定,有一些行政介入的色彩,但是实际上只是审批程序上的,真正业务的时候,必须靠专家。因为文人相轻,相信美术界也有这样的习气。但是美术家协会是客观、公立和大家认可、放心的权威性组织,他们来做我认为是完完全全可以的。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包括拍卖法、艺术品这个事。拍卖法确实有问题,法律的修改有它的路径,要想给它做修改,就得造势,最好的造势是“两会”代表和委员去呼吁。我相信,美术家肯定有这样的人。当时我们第一家中国拍卖公司成立的那些人太有背景了,他们足以影响到当时立法的人。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拍卖法确确实实应该修改了,有许多东西我认为确确实实是在“强奸”画家的意志。和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真的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画家们,应动员有能力启动立法程序的这些人,有呼吁,有提案、议案。

王洋:其实刚才都提到了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得有一个阶段,就美术作品的著作权做一些宣传。刚才孙律师也提到,实际上大家遇到的问题是不少,但是对现有法律如何理解、如何适用,还要有一个阶段。另外,作为中国美协,能够成立一个专门部门,其实不一定非得是对外或者怎样的,就是自己内部产生,像律协本身有好多个工作委员会,其中维权就是一个委员会。通过工作委员会,安排一两个相对专职的人来管理有关的维权、法律等相关事务,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有任何法律问题,找美协的维权部、法律部,能解决问题,就能形成共识。

如果说作为画家有问题,那么多懂法的,找谁去啊?像我、孙律师都是从事法律行业几十年,比较有经验的,但是总要有一个娘家人,了解双方的情况,才能够比较迅速、有效地解决问题。

我在美协当法律顾问,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说到中国美协的标识“美”字,都让人家商标注册了,我们也是刚刚发现的问题。我们的标识,本身是美术作品,但是有图形,让人家注册了商标。说到社会上的现象,我想大家都理解,牛奶都能出事,所有诚信的缺失,不是一两年和一两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得大家拿起手中的武器慢慢推进,把维权的意识慢慢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声音,才能逐步地去伪存真,能够逐渐地形成一种由弱到强的声音出来。

李荣海:今天下午关于美术作品版权保护的座谈会,大家积极发言,给中国美协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加快了成立中国美协版权保护小组或者委员会的步伐。最近我们分党组会很好地研究一个意见,为保护我们美术家的权益,为推动整个美术事业的发展,尽快拿出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再次代表中国美协分党组,代表长江同志谢谢大家。

马新林:感谢大家应邀来到美协,互动、讨论、座谈,共同关心美术界著作权的维权问题。一方面像明明先生、国良先生、谢老师,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谈了很多感受,另一方面专家也有指导性的意见,但是以前在美术界和法律专家两方面都没有形成互动。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收获很大。大家确实提出了一两个下一步有一定操作性的意见,比如说中国美协成立内部的二级协会、或者委员会、或者专家基金会,从小做起,然后逐渐扩大。另外,也可以通过司法部成立法院认可的美术作品的专家鉴定组织,借助外力解决维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共同实现对美术家的权益保护。原来我觉得,美术就是协会的事,版权那是版权局的事,经过座谈,现在大家思路理的比较清楚了,有画家的积极要求,有版权专家的专业指导,我相信这个座谈会对中国协会的维权工作一定会起到比较大的推动作用。谢谢大家。

中国美协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综述

中国美术作品著作权维权集体管理势在必行

——中国美协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综述

吕岩峰

相比其他专业领域,中国美术界一直缺少有关著作权保护的长远规划和实际举措,以及具体管理机制。其原因并不是美术界没有著作权保护方面的问题存在,相反,美术界在这方面恰恰是“重灾区”,存在诸多关于著作权者、著作权使用者和继承者的创作、展览、出版、收藏、流通等各个层面的侵权问题,严重侵害了美术家及美术机构的合法权益,因此急需要相关行业管理组织尽早介入。

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作为美术著作权保护工作的主推者,已迈出美术界著作权维权的第一步。2011年3月20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联合主办的“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文联权保处处长暴淑艳和中国美协著作权维权办公室主任朱凡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冯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分党组书记吴长江,副秘书长、分党组成员陶勤参加会议。国家版权局版权处、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北京市二中院知识产权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教研室等知识产权、著作权方面专家代表和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中国互联网版权联盟等有关著作权管理组织的负责人以及人美社、百雅轩等美术作品著作权使用者代表,还有中国美协各部室列席代表及多位美术界代表等40余人参加了座谈。与会媒体有光明日报、中国日报、北京参考、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美术报、中国知识产权报、美术杂志等。

会议代表们分别就当前美术作品被侵权的形态及美术家的诉求、现行《著作权法》对美术作品的保护与完善、如何处理好美术创作者与使用者的关系、美术家如何维权、维权组织在保护美术家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此外还就《著作权法》及美术著作权方面的知识、美术作品的保护和使用及具体案例进行了介绍和讨论,甚至对著作权保护以外更广泛的美术家权益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通过这次会议,法律界、知识产权界、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维权部门都进一步了解了广大美术家的维权诉求,梳理了目前美术著作权侵权的主要形式,对于下一步将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落到实处形成了可操作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对美术界著作权维权这项工作十分重视。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关于美术著作权权益保护工作,美协应作为使命来谋划。美术事业近年来繁荣活跃、获得长足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品交易日益活跃,出现了很多有关权益保护的问题,这些年首先社会上的呼声也非常强烈。美术事业发展到今天,艺术家的权益、艺术家的劳动如何得到尊重和保护,成为美术界热切期盼的一件大事。由文联主管部门来负责这项工作的推展,其次是广泛开展调研,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改和完善。

中国美协已经把艺术家权益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成立了维权办公室,确立了职责主管人员,权责明确,正积极地开展和推动起维权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立维权机构是美术界里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美术维权是由来已久的大问题,美术界乃至全社会早有关注。美术侵权现象比较杂:比如仿冒问题、拆迁破坏壁画的问题,还有设计的图案被盗用,未经作者许可的非法出版物等等,其中的很多问题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美协是人民团体,没有执法权力,执法还是要靠政府,哪个部门来执法和操作?所以协调各个部门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再就是有法才有依据。首要的应在法律定位上、在艺术作品规定上建立细化、完整、有效、强有力的执法体系,才能够使美术维权有效的实施、操作。还有职能问题、鉴定问题在实际界定的层面上都要下力气落实,美术维权任重道远。

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分党组书记吴长江: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美术品市场也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身到艺术市场中,参与到艺术品的展示、出版、销售、收藏等各个领域,特别是高科技、新技术的引入,使出版传播方式和艺术创作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系列的新变化也催生了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这个课题。这是中国美协新的工作和服务领域,也是责无旁贷的使命。为了将著作权保护工作做到实处,中国美协去年成立了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著作权维权办公室。近期与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版权局等机关进行沟通座谈,从美术品著作权集体保护等有效的方式、方法进行深入交流,也制订了在近期进行调研工作、创办维权网络窗口,以及制订行之有效的维权办法等一系列工作计划,目的就是促进美术品著作权维权工作尽快地走上正轨,完成这一开创性、历史性的工作。当前的美术著作权领域的维权工作,首先是有关著作权保护的普法工作急需开展。其次,美术界需要与法律、执法等相关领域商讨关于美术品著作权法的颁布、修订,以及判案等方面问题,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

中国美协副秘书长、分党组成员陶勤: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美术维权需从源头上解决。著作权是文化领域最重要的知识产权,也是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基础。我国的《著作权法》的修订已纳入到国家的立法计划中,我们最近就《著作权法》在整个立法的程序、周期等基本问题上进行了面对面的探讨,主要面临两个任务:一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有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冒充美协的名义,以出版画册为由骗取画家作品。另外一个是管理制度。美协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映自己利益诉求并与决策者达成共识,争取决策上的合理安排。民主立法是建立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有法律的支持,维权才能有章可循。中国美协今后的工作将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呼吁修订《著作权法》。可以通过中国美协的政协委员来呼吁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善。二是形成美术家著作权集体管理体系,建立维权的平台。三在艺术家中进行《著作权》的普及教育,并扩展宣传方式。

二、来自国家版权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负责人和专业知识产权法律师代表从立法、执法、普法等各个角度分析案例,答疑解惑:

国家版权局版权处处长段玉萍:很高兴看到美术家协会成立了维权办,这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能为美术家做更多的事情。首先应该把美术家的维权当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美术家从事创作之余,没有那么大精力进行维权,跟使用者有时候也难以交涉,特别是当使用者是单位或组织时,美术家个人更是处于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中国美协能够以集体的名义,替美术家们呼吁权利保护问题、呼吁立法问题,是更好地为美术家服务的重要工作。另外就是对美术家及全社会要进行宣传、教育、培训、普及法律知识,培养自我维权意识。

《著作权法》从1990年正式颁布,1991年正式实施,到今年已整整20年,我国的著作权保护状况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离作者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从法律制度上来说,无论是1990年的法律,还是2001年、2010 年《著作权法》的修改,对于美术作品的保护都有涉及,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署名权、修改权、发表权等一共17项,这些是所有的美术家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另外,对于美术作品保护期的规定和其他种类的作品基本一致,作者终生加死亡后50年,都是作者予以保护的期限。而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保护与衔接,在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当中也做了规定。对于作品的归属,在《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也是比较清楚。

中国的艺术市场交易是非常活跃的,金额也非常大,仅次于美国,在国际上是第二大艺术品的交易市场,这么大的交易量,对于作者追溯权的保护必须要提上日程。在法律责任中,凡是侵犯法律规定的这些权利,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雪松:自《著作权法》实施以来,法院审理了大量的著作权案件,其中包括涉及美术作品的案件,最早的像刘继卣侵权案件,当时引起了轰动,最终维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近年涉及美术作品的案件也不断出现,其中美术作品用于邮票发生的侵权情况较多,还有涉及连环画、雕塑的侵权案件。最近还有漫画用于高考试卷的侵权案件。从审判结果看,多数法院支持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侵权。但争议比较大的是赔偿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因为这涉及的因素比较多,像法院判决赔偿数额确定是作品本身的原创度、知名度,也会考虑作品侵权行为是用在什么情况,在什么作品上,商业使用还是一般的在报刊上作为插图、配图使用,情况非常复杂,目前也没有公认的计算标准。下一步北京市高法还要考虑针对不同作品,不同的侵权行为制订一个相对比较规范的合理标准,能够得到普遍适用,这个在以后的工作中希望文联和美协予以支持。

从这些年的案件来看,美术作品除著作权侵权外,实际上涉及的领域还是比较宽的,比如商标、专利的外观设计等,另外对网络侵权也应有所警示,可以说涉及到所有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领域。借这个机会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高法和中国文联已在积极策划建立全面合作机制。这个机制包括我们涉及的一些案件中请专家委员会协助调解纠纷,还包括涉及的一些专业问题请专家出具咨询意见两方面的内容。

北京市二中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晓津:近年来,我们审理了涉及到《白蛇传》连环画的侵权案、范曾“十二生肖图”侵权案等。还调解了一批案子,如齐白石的后人起诉出版社将其作品用于图书出版。以上案例都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通过这些案件也看出来一个特点,美术作品被侵权的形式是多样的,有的可能是常见的图书出版,有的可能是被用作其他商业用途。

我们的《著作权法》出台较晚,还需要一个推动的过程。现在美术家已经开始有维权意识了,但是怎么把维权意识贯穿在作品中,包括转让权利,或者对外许可使用权等,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创作阶段要注意保存好草稿,如果是接受别人的委托创作,双方一定要约定清楚权利归属,严格说明作品的权利还是应该归属作者,但是委托单位是有权利来使用的。对外转让、许可使用也是必须要约定清楚它的时间、地域范围,约定明确才可以起诉侵权。

这里提醒大家:发现侵权一定要注意固定证据,这可能是好多作者在诉讼中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有时候通过公证,很多东西都简化了,包括可以有一些录音,其实有许多方法可以把侵权者侵权的行为固定下来,作为维权的一个依据。

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晓刚:从立法和法律的执行层面上讲,法律明确规定的是权利,没有明显禁止的也是权利。要把权利实现在合同里面,这些问题是艺术家们和给艺术家提供帮助的人需要注意的。

实际上,法律规定都是原则的东西,什么可以成为作品,有什么要素?不同的类型的作品有不同的规定,比如关于出版、影像、广播电视,都是针对使用者和传播者规定的。在作品类型里面包括著作权,分散在其他的条款中。

说到美术作品和载体之间的关系,马晓刚说,美术作品载体原件的转让、转移许可是否影响著作权的行使,美术作品财产权的转移只包含了展览权,其他的没有规定,仍然属画家所有。比如画家给出版社投稿,行使的是著作权,美术原稿的财产权没有给出版社,美术作品拍卖,卖的是财产权,著作权还是自己的,这个目前法律没有疑问。问题主要是意识、道德的,刑事责任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整个社会综合治理、综合考虑的问题。我觉得目前的《著作权法》需要完善,可以说艺术家目前维权已经有法律上的依据了。

中国美协法律顾问王洋:

说到维权落到实处,作为个体还是一个如何具有非常高的维权意识的问题,有了维权意识,有了新的诉求才能解决问题。维权难,维权的成本太高,是不是就不积极主张?我想解决的路径是综合治理是互动关系,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维权问题都在推动,能够促成更多的被侵权的艺术家拿起法律武器解决问题。在这里再给各位老师提供一个路径,仲裁在这方面和程序上的便捷上也有一定的优势,是可以选择的路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了维权的意识,由艺术家自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权,找懂得法律的专业人士去咨询,得当地解决问题。

三、各位著作权权益人纷纷热情发言,就壁画、雕塑等公共艺术以及其他美术门类遇到的侵权情况进行现场讲述,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可供参考、研究的案例: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壁画学会会长侯一民:我代表壁画界说两句。2003年在一次《检察日报》法律生活栏目召开的关于壁画被毁问题的法律专家座谈会上,我说请法律界救救壁画,壁画自从80年代初出现了中国当代壁画复兴的潮流以来,到现在已经30年了,可以说壁画在被毁,被破坏,被无理的侵权上是一个重灾区。

在2001年以前,我们做过一个30位壁画家作品被毁的调查,那个时候30个人的作品已有25部被毁,随后噩耗不断传来,包括我自己的作品。我在北京的5幅壁画已经毁掉3幅了。首先毁掉的是《血肉长城》,我非常感谢革命博物馆,他们通知了我,最后由于大家的努力,把它作为国家文物保护下来了,而且最近又换了个地方重新安装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非常严重,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一批能够代表国家的一些作品,弄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最突出的几件事情,像刘秉江为北京饭店画的《创作•收获•欢乐》,一夜之间就被毁掉了,作者毫不知情。它对面的马赛克的《桂林山水》也变成一堆垃圾。天文馆的壁画也被毁了,《火烧赤壁》也被毁了,还有很多。

问题在哪儿呢?因为壁画有这样的特点,壁画作品一旦完成,作品就固定在建筑上,这个作品的有形资产的所有权就转移了,这是一个特点。再有一个特点,壁画和一般的美术品比如国画不一样,它的产生往往不是一个单位或个人的委托,它是一个市政工程、市政建设,是城市文化形象展示的组成部分。壁画有它的审批过程,特别是一些重点的壁画,是经过层层的审批,经过市级或者重要的国家单位的宣传部门的审查才落成的。虽然它处在饭店、宾馆或者机场,但是它的性质属于公众艺术,是政府或者国家的文化行为。我希望法律界能对这个问题有所界定。还有一个问题,虽然甲方有对这个有形资产的所有权,作者还有对这个作品的无形资产的所有权。体现在他对这个作品的署名、宣传介绍、出版等方面的权利。他的著作权并没有丧失,你一旦毁掉了这个作品,你说是我的墙,我愿意拆就拆,作者的著作权当然也就没有了。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了几个办法。第一点,是不是对于法律中间有关著作权保护的条文有一些细化的解释。第二,我们的文化部门对于这种壁画的保护问题能不能有一个相应的法规。第三,要不要有一个机构,区别一下哪些是精品,哪些东西是要保护的,像日本一样,把它列为国家文化财产,甚至于是国宝级的作品,作品所在单位有权利使用,但是没有权利破坏,还要有义务来保护它。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批经典作品被毁的差不多只剩不到三分之一了。像首都机场,那是名扬世界的,现在都改成库房了,你想去看都不可能了,幸亏有一位姓李的办公室主任,千方百计不让拆,现在大部分都还在,但是那些壁画的命运也很难讲。

湖北省文联、省美协主席,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主任唐小禾:今天谈的美术作品的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实际上我更倾向于说公共空间里的优秀艺术作品保护问题,这些年我们壁画界的艺术家们对这个问题反映很尖锐。

《物权法》和《著作权法》,孰轻孰重?《物权法》就把《著作权法》完全盖住了,你就没办法打赢这个官司。所以,艺术家都是处于很无奈的境地。公共空间有国有的、政府投资的公共空间;有民营的宾馆、饭店等,民营的里面也有很多优秀作品,北京长城饭店里面就有很多。是不是这个老板说这个东西我是拿钱做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敦煌经过了一千多年,也经过很多沧桑,但是大体还保存下来了,而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的作品保存二十年就完了。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的传承怎么来体现呢?所以,希望能够从法律角度,对这些作品进行保护。公共艺术空间的作品有壁画、雕塑、中国画、油画、装饰作品等等。现在被毁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壁画,因为现在我们的建筑装修,两年一装修,五年一装修,民用建筑的寿命五十年,公共建筑的寿命是一百年,拆房子,肯定要把画拆下来,壁画因为在墙面上,它首当其冲就得被毁。希望国家的立法机构充分听取一些意见,用更细致的条款来保护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成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庞涛:现在造假画的多如牛毛,侵权问题非常普遍,专业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出来为了生存也在造假画。现在造假画到什么程度呢?已经变成专业化,流水线,分工明确,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也存在。所以,特别感谢美协成立这么一个机构,替我们维权,这是历届美协没有做到的,如果能够落实到行动上,那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应该载入美术史册。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艺术品的管理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画坛上活跃的画家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依然是一流的画家,可作品却是末流的管理。我们要抢救这些作品,不管在什么地方,统统要保存,给珍贵遗作一个妥善的安排。

四、雅昌、人美社等单位作为著作权使用者代表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建言,表示坚决支持美术界的著作权保护事业:

雅昌集团副总裁潘建平: 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美术作品的属性发生了变化。作为雅昌来讲,对于这些新的艺术资源,如何保护、传播、吸收?保护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通过流程来确保艺术品的图片不外流,不被别人非法使用,这是最基本的职责。另外一个问题是通过网络再使用的传播。出版业和美术作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和多元化,如何利用美术作品的版权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新课题,保护艺术家的著作权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探讨和尝试。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了一些从事艺术家作品的版权保护的工作思路,可供从事所有艺术版权保护的同仁们借鉴。首先,应该是对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根据不同特点用不同方式解决。第二,艺术品著作权的保护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依赖民间的力量和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去推进。第三,用市场的经济机制和方法来推进。第四,充分认识到使用高科技的手段维护权利,以前的侵权是在传统的出版侵权,现在出现了数字化技术的侵权,所以维权也应更加多元化。第五,也要考虑到社会对美术作品使用的便捷性,现在很多使用人对艺术作品使用需求的愿望和需求量很大,但是他们很难有合法的渠道获得作品,一些人侵权和违法使用作品并不是有意的。他们找不到著作权人,不知道怎么去付款。如何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既保护了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也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人美社图书出版中心副总编刘继明:从出版社来讲,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作者,一个是出版社,应该说不矛盾。在处理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前一段时间,很多出版社为这个问题开了一个会,但最后也没有拿出一个方案。

作为出版社,法律方面不够健全就可能会侵害到作者的利益。比如稿费的问题,我们也说过要给大家提高稿费,但我们属于中央直属单位,就必须要执行国家标准。为了维权我们一直在呼吁:一是保护作者的权益,一是保护出版社的权益。刚才大家从艺术家提出的引申出来的出书以后的著作权问题,国家《著作权法》上有很多规定,但是如果作者去世了,他的家属应该怎么样继承?作为出版社来讲,不管作者是否在,在去世五十年之内我们必须和每位家属签合同。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国际艺术授权基金常务副理事长暨秘书长郭羿承:“艺术授权”是什么概念?艺术授权是在保护美术作品的前提下做各种应用,让艺术家收取版税,我们做这个事情已经做了15年。

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帮台北故宫规划艺术授权的产业,现在大陆这几年文化产业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针对国内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做相关的工作,帮助他们如何运用自己权利,真正的做出一些成果。这个活动之前我们和中国美协也在探讨著作权的保护。怎么样去保护美术家的著作,如何去应用,让著作权为美术家创造更多的价值?很多艺术家不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权利,通过一些专业的组织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董事长、总裁,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大钧:大多数的美术家不懂得法律,版权的保护工作应从普法开始,不知道版权就是不知道怎么授权,也不知道怎么维权。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管理和授权需要很清楚,按照《继承法》来讲,艺术家与子女都应该有一份权利,这个是很难管的。

保护的目的是使用,在使用方面,商业运作和推广工作应结合起来,这个环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和报酬的紧密联系,艺术家要有获得报酬的意识,使用方要有付酬的义务,在从事这些工作中我有几点感受:一是针对艺术家来讲最大的问题是著作权不授权。包括出版权、展览权、复制权、传播权、作品的衍生权,甚至到去世前也不授权,把这个授权交给后人去办。二是乱授权,艺术家一个权利授予多人。我觉得使用权上也有问题,包括商业机构、画展的组织单位、美术馆、博物馆。某种程度上作品捐赠也没有捐赠版权,在以往的工作中不仅仅是艺术家不懂,甚至艺术的管理机构也不懂。比如艺术家的作品捐赠给美术馆了,这个捐赠也许没有约定,可能是一种有偿收购的简单行为,而后明信片出来了、衍生品出来了,如果出于展览的需要、保护的需要可以做,但用于商业的目的是应该付酬的,所以在这些很重要的概念上,代表美术界的机构还要做表率,我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再比如,最近一些老艺术家也表示了自己的想法,自己很好的作品捐给美术馆,但20年却既不展览也不出版,我觉得对权益的保护应该是全面的。

五、中国社科院、中国互联网版权联盟等相关著作权研究和保护管理机构的代表,也就美术品权益保护问题充分谈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所研究员、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周林:一是保护美术家的权益。保护美术家的权益,保护美术作品,应该从中国美协和各地美协做起。第十一届美展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细则里头有一个主办者的权利讲到,主办方有展览、出版、录像、研究等权利,我想这些权利应当具体化。比如展览权,是什么样的展览权?是本届展览权,还是一些出国展的权利?应当写清楚。对这些涉及到别人的权利、财产问题不能够这样马马虎虎。现实当中已经发生了很多艺术家的权益纠纷,都是合同不明造成的。因此在征稿过程中对细则一定要非常的严肃、认真、仔细。除了细则以外,是不是在接受作品的时候还应该给各地的单位、个人有一个更详细的协议,以切实保证参展艺术家的合法权益。第二,我们谈到壁画的保护,应该总结保护壁画成功的案例。如果涉及到法院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以拿出来为公共艺术的保护提供借鉴。我想我们有《物权法》、《版权法》,但是他们不应该是冲突的,不能因为《物权法》的需要和拆迁的需要拆除艺术作品或者破坏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在国外有很多具体的案例,在我们国家对艺术作品的完整性的理解,在学术界应该说有一定的认知,放大缩小重新做,对艺术作品的完整性都有可能损害。第三,完善、健全艺术代理制度。艺术代理可以为艺术家建立相应的艺术档案,对艺术史的研究都有帮助。第四、,立美术著作权的集体组织。权利人把他们不便管理的权利交给集体管理组织,以组织的名义向使用者发放许可,统一收取报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教研室主任唐昭红:我强烈的感觉到法律有必要非常细致的明确作者的权利、画家的权利,如果不明确,法官操作非常困难。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的《著作权法》已经非常明确了,不是执法的问题,而是立法没有完善。在美术著作权法领域中我们的权利体系有两个,一个是精神的,比如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另外是经济权利,包括复制、传播、演绎权利。在任何的案件中,盼望和期待法官能够向精神利益的天平稍微倾斜一点。不是说所有的著作权都把它片面的理解成一个经济权利,要知道美术作品,不同于任何的产权模式。它既不是出版产业的主体也不可能成为网络传播产业的主体,更不是影视产业的主体,你对它的着眼点就是精神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要确立一个法规来保护文化产业的利益,它有公共利益。这个公共利益可能是眼前的,比如我把它放在公共场所。还有一个公共利益就是通过法律构筑这样一个保护体,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文化遗存。

我想特别介绍的是美国的《版权法》,它在1990年增加了一个《视觉艺术作品保护法》。1990年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我们知道美国的版权产业始终倾向保护好莱坞和微软,包括现在的Google。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可在1990年的时候专门出了一个单行法规保护视觉艺术作品,也是《伯尔尼公约》对它的制约。要保护作者权益,唯一反映精神利益的就是视觉艺术作品,怎么体现的呢?作为作者来说,实现精神价值的地方可能就是原件。为什么版权局要规避追溯权?因为实现利益的就是原件,假如不能追溯原件,我们应着眼于精神利益的保护。假如建筑物中的壁画作品,建筑物要拆毁,这个壁画的移出或者毁坏,就被认定为侵犯了作者的修改权,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在收到书面告知以后90天内要采取措施,或者把作品移出或者采取其他的措施,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的话,视为放弃。

《著作权法》从诞生到完善的过程,不是画家的维权意识问题,是整个社会意识的建立,可能我们要投入大量的工作。包括立法者,执法者天平的平衡,这是一个知识产权学术界的,为社会、为立法服务的意愿,都要去学习。

中国互联网版权联盟秘书长助理郭玉忠:互联网是天生传播文化作品的集散场所,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刚刚起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他作品出现的纠纷形态和处理方式,可以为美术作品的保护提供有效的借鉴。确实要在市场当中考虑美术作品的传播和使用,不要割裂开,保护的目的是更好的传播和使用,对于美术作品来说,互联网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网上也发生了很多侵权行为,实际上是由于作品的无序使用造成的,因此还要在虚拟空间保护作者的权益。也许一件作品会被毁掉,但是这件作品在网上永远会存在。

六、美术家代表提供可操作的建议:

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任士民:我看了一下《著作权法》,对美术作品的分类太笼统,实际上在美术领域里面应该有艺术的自有领域和公共艺术领域,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类型,应该有两个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或者在法律上有两个不同的细节来细化,这样在管理上出现问题或纠纷在调解上会有好处。

怎么样立法保护优秀的现代文化遗产?对好的和不好的东西,可以分类整理一下,为后人做一个交待,把现代文化产权保护做好。被确认保护的作品不是某个经理的、某个政府、某个领导的,它是社会的,应该向社会负责,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其实壁画保护谈的不是个人的事情,是现代壁画系统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中国美协作为美术家的行业组织,能不能针对涉及到美术维权的制度拿出一个报告,做了哪些,或者准备做哪些?哪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要找组织,我们一般参加美术展览找中国美协,能不能遇到困难也找中国美协、找组织?

法律普及工作能不能像国外有专门的美术家维权手册,包括相应的法律条款、条款的解释,主要问题和常规问题,包括维权的程序问题,维权方式等等。

从现在的情况考虑,能不能做一个法律的规范合同?我们拿一个建议书,像国外很多的艺术家手册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法律参考意见的规范化的内容。比如作品销售通过画廊。我觉得做一个维权手册把普法和教育的工作实用性都结合起来,这样从中国美协角度来说能够真正发挥对会员的服务。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秘书长孙韬:我们申请了一个工程项目,叫做“中国二十一世纪当代精品壁画的审定与保护”,主要有几项内容:第一,希望中国美协组织专家把改革开放以后的壁画精品是否有存留价值审定出来。计划是在一百件左右,重要的获奖作品以及一些优秀作品,审定出来之后,把这些精品壁画整理成书,下发和送达壁画拥有单位和国家的政府部门、城建部门等。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计划筹集一部分资金请人大的委员做议案,向人大提出深化、细化《物权法》的议题。

中国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副主任吕品田提交了题为《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形态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书面发言,其中谈到:美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既要重视对有名姓的个体创作成果的保护,也要重视对那些无名的集体性创作成果,尤其是那些世代相传、体现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合力和群体智慧的传统美术形态的保护。一些利用现代技术、现代材料进行的工业化生产,以快速、批量复制传统样式的 “机制木雕”、“电脑竹刻”、“电脑刺绣”、“机器刻纸”及“注漆产品”等等,在市场上以廉价和貌似“逼真”的外观将传统手工艺置于死地。今天,应该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对诉诸工业技术的这类带“欺骗性”以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消极干扰的生产和市场行为加以约束和管理。对于模拟传统手工艺的种种工业化产品,应该有一些限制措施,比如应标明这是不同于传统手工艺的新材料、新工艺,并在产品形态和价格定位上作出鲜明的区分。

通过本次座谈会的召开,美术家们明确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增强了维权意识;法界、学界以及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具体的维权部门,进一步了解了广大美术家的维权诉求,梳理了目前侵犯美术著作权的主要形式,为下一步将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落到实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虽然美术维权工作依旧是任重道远,长路漫漫,但就像某媒体在报道这次维权会议时的话语:“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的召开,开了一个好头,并且也就相关艺术门类的著作权保护,提出了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著作权维权办公室”的成立,也让之前单兵作战的美术维权人,有了一处可以依附的机构。这一切,都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可以远行的前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记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

陶勤、刘中、兰莹、吕岩峰

为探讨中日两国艺术家著作权维权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互相借鉴在著作权保护中的实际经验,应中国美术家协会邀请,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日本艺术院院士、日本美术院理事长、著名日本画家松尾敏男先生为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简称日中文交)代表团一行五人,于2011年10月22日至28日访问中国。

代表团一行拜访了上海、洛阳、北京三地。每至一地,都对当地的博物馆、美术馆进行参观考察。上海、河南美协负责人均会见代表团,并与代表团认真讨论了地方艺术家们的创作情况及相关的权益保护问题。在洛阳,应当地艺术家的邀请,代表团走访了著名的“牡丹村”,现场观摩了当地农民画家绘画“牡丹图”的全过程。擅绘牡丹的松尾团长对此非常感兴趣,全程专注地观看并不时提出问题。最后,全体代表团成员与当地淳朴好客的农民艺术家们合影留念。对此,陪同代表团的中国美协副秘书长陶勤笑称为“送外国文化下基层”。

代表团回京后,27日下午,“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在中国文联大楼会议室召开。与会的中方代表有: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分部主任、艺术史论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夫也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副所长郑工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科研处处长许平教授;人民日报社讽刺与幽默报主编徐鹏飞;北京印刷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田忠利教授;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贾颖律师;中国美协著作权维权办公室朱凡主任;中国美协外联部刘中副主任;中国艺术报记者李雪钦等。与会的日本艺术界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代表为:日中文交代表团团长,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日本艺术院院士、日本美术院理事长、著名日本画家松尾敏男先生;代表团副团长、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日本美术家联盟著作权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油画家入江观先生(他领导的日本美术家联盟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从事美术作品版权保护工作);吉井画廊会长、清春白桦美术馆理事长吉井长三先生、东北大学理事、原文化厅长官官房著作权课课长、前西洋美术馆副官长甲野正道先生和日中文交事务局次长小暮贵代女士。会议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管维权工作的副秘书长陶勤主持。

刘大为主席首先代表中方介绍了中国美术界、尤其是美术家著作权维护方面的情况,然后由入江观和甲野正道分别就日本美术联盟在版权保护方面的业务情况和日本美术家权益保护的概况做了整体介绍,之后座谈围绕著作权针对美术作品的范围界定,著作权人信息收集、存储与使用,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健全,社会舆论的营造,违反著作权法的处罚方式与力度,著作权保护的国际合作前景,以及当前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等方面充分展开讨论。

刘大为在讲话中谈到:当今时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排兵布阵影响着中国大陆美术圈的生态环境,催生、深化中国新的行业秩序和规则,其中美术品,尤其是当代美术品的知识产权有效管理、合理使用以及美术家权益的保护是一个新的重要领域。美术家和使用方的矛盾日益异化、细化,权益保护的难度加大,中国美协必须适应这种变革,将维权工作作为会员服务的重要平台和新的手段,主动争取法定许可与集体管理组织的身份确认,以便在美术家权益保护的领域有所作为,从而践行为广大美术家服务的职责,响应落实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号召。完成我国当代美术权益的保护现代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转型是国家赋予的,是为国家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尽力的神圣使命,维护美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必将成为新时期中国美协的立会之基。随着中外美术的深入交流,合作、经营、开发性中外美术活动越来越多,美术维权早已不单单面对国内美术界,国际维权的比例将逐渐增加,为保证中国美协维权工作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从当前的开始启动阶段就需要从国际着眼,建立与国际知识产权维权组织的多边交流与互访机制,以及时借鉴其在文艺作品知识产权保护和艺术法研究领域的先进经验,从国际大格局确定中国美协权益保护的方针政策,同时也把中国美术权益保护的最新动态传达给世界,为树立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的良好形象尽一份力。

入江观在听取、了解中国美术维权状况的基础上,介绍了日本美术家联盟开展维权工作的基本情况。日本美术家联盟有5300个会员,联盟在这当中进行著作权保护的相关工作。第一是著作权代理业务。根据维权约款,和著作权人签订代理协议,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保护; 第二是咨询业务。因为维权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著作权法》等相关的法律事务,会对会员、非会员,以他们为对象进行咨询服务;第三是对著作权人的信息进行收集。比如说他们住在哪里,可以随时调出美术家所住的地区,把这些相关信息收集起来创造数据库,向相关部门提供相关的信息;第四是对政府建言献策。日本的文化厅在进行相关法律修订的时候联盟要提供相应的建言献策。此外,还和其他行业团体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把从他们那里学习来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以保护美术家的权利,这是联盟的主要业务。近年,各国对于信息的保护越来越严厉,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在不断的制定,这样使得机构收集著作权信息也越来越困难,联盟作为美术家团体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得到了作者很大的信任,和作者的家属也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可以请作者和作者的家属提供很好的信息,以方便使用者。现在每年可以对应几百件的信息要求。日本政府当局愿意充分使用像我们这样具有足够信用的团体进行著作权管理,在这方面从行政角度上推出很好的政策。根据文化厅的要求,联盟代表会作为委员出席各种委员会,在法律修订以及实际问题上提出改善法律修订的办法和解决方法。总之,我们会从实际出发考虑著作权的修法提议。

甲野正道为与会者介绍了日本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概况,分别就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权利的内容、选择的限制、著作权集体管理、日本美术著作权现存的有待完善的课题等方面进行阐述,对协会的美术品权益保护工作非常有启发意义。

中日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的成功召开,在规格和规模上都是中日美术交流历史上的第一次,以此为契机,开启中日合作开展美术作品权益保护事业的序幕,将被载入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交流的史册。所谓他山之石,可攻己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立足中国艺术家著作权保护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借鉴世界上美术著作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早的国家的先进经验,必将使中国美协刚刚起步的维权工作在不久的将来有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