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审美差异,2018年度最具收藏艺术名家

来源:未知作者:必赢官网 日期:2020/01/23 09:59 浏览:

  艺术简介

  审美是阐释文化的一种主要形式, 而且是高级形式。每种文化都来源于某种传统,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正确的阐释、并不断的更新与发展, 就势必离不开对中西文化审美方式差异的关注、思索和探究。

  周亚鸣简介,1957年生,镇江人,1985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1992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研究生课程班,1999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二期中国画名家研修班。现居北京。中国当代文人画家。《中国美术史全集》隋唐巻撰稿人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援。

一、审美的差异

  著有《生动辩》、《中国画的文人化道路》、《当代中国画品评标准》、《天眼观色》、《笔墨解码》等文论。

1、审美思维方式的不同:

《浅吟图》 36.475.6cm 2015年

  中国人讲究“和谐”,强调事情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主张主体在把握审美对象时, 应系统地、全局性地去把握对象,达到事物与主体相辅相成,融合渗透的境地。强调审美主体应适当的摒弃理性的束缚,进入到审美对象之中去,来体悟这种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完全交融的哲理。

笔墨解码

  西方人则不同,侧重于“思辨理性”。他们注重局部和个体,专注于某一事物或是事物的某一方面,从而进行专门而精确的研究。他们侧重于由个别到一般、由低到高、由部分到全体的理性把握过程。

  编者按:对中国画笔墨的思考与讨论在画界常来已久,尤其在当前对此更为关注,现状几乎是各执一词,理论家说理论家的,画家说画家的,一方面是理性认识之说,另一方面是感受实践之说,但却少有从理性认识到笔墨感受两者结合,都能理析的透彻明了之说。画家周亚鸣结合人个长期勤于思考的艺术实践,从笔墨生态、笔墨原理、点划世界三方面对笔墨的问题,从中国画承载的人文原理性上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和理解。站在传统文化本质意义的认识高度,阐明了作为具有中华文明人文符号笔墨的内质。在我们讲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自尊的今天,这篇文章无疑有特别的意义和作用。作者在写完此文后不计稿酬,第一时间寄于编者,实为君子之意,故特此刊发,以飨同道。

2、审美的价值取向不同:

  当今,要想了解中国画的一切努力,几乎最终都要伫立于笔墨这块数千年巨大且古老的石碑前冥思苦想,不是每个人心愿如此,而是不得不在它面前驻足。因为它是解开中国画秘码唯一且必须的锁钥。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审美价值上也表现出中西方的各自侧重。以善为美是中国传统文化坚持的原则, 孔子认为外在形式的美为文, 内在道德的善为质, 文质应该统一起来, 这样事物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孟子认为美就是善的内容和其自身的外在感性形式的完美统一。孔孟对美的追求集中表现为对仁义道德的推崇、对高尚为的肯定, 表现为某种超越性和永恒性。

  当前有两组观念误导着学界,使得人们口中喊着芝麻开门却在外围兜着圈子。第一组是:守住笔墨底线与笔墨等于零;第二组是:生机就是笔墨与西方也有笔墨。第一组观念的缺失是明显的,那就是当他们在论述笔墨的时候,其实笔墨已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任何静止、孤立,排它性的认识都与其认识的对象无关,只不过是某一利己心的投射而已;第二组观念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他们承认笔墨。但这是虚假的。因为对于生机而言,没有人文范畴的限定就不会有稳定而合乎常理的结论;西方也有笔墨说,表面肯定笔墨的普世性,实质却更加彻底地对笔墨这一特定的中国观念进行了消解,原因是将笔墨偷换成了笔触。而笔触的本质只是肌理的别称而已。

西方传统文化则坚持以真为美的原则, 其核心是 “真”。作为价值范畴的“真”, 是认识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西方艺术的求真品性就与其思维形态紧密相关。

《青山草猩》 49.575.1cm 2015年

3、审美功能不同:

一、笔墨生态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其文化积淀是非常深厚的,使得审美也具有了一种重言志、重德性的特色,审美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就应运而出。如在文学上它提倡“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这种注重人文道德的传统的积极作用是对平民百姓起到了教化、陶冶的作用, 也对国家安定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其消极作用是因道德约束太多,而扼杀了文化的灵性,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所具有的艺术及审美价值。

  我们若想理性地观察笔墨的真身,必须要看一看若干年来它所处在怎样的一个文化生态中。只有当我们了解其生态的时候,或许我们才能窥测到它的真相。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是一定要在具体完整;运动和变化中才能认识或把握认知对象的。这就叫格物体性。

西方文化中,也有道德功能,但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是其艺术审美的愉悦功能要多于道德功能。在对美的本质特征把握与分析当中,康德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趣味是仅凭完全非功利的快或不快来判断对象的能力或表象它的方法, 这种愉快的对象就是          美 的。”在他看来,真正的美应该是能带来审美愉悦的“自由美”,如果在审美过程中夹有道德的评价、真理的追求等,那就是“依存美”。

  譬如说对真实的看法,大多西方观念或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当然地将真实与实在相等同,他们的认知途径叫实证;而中国古人却将符合天理的实在作为真实的当然法则,并将其以原理同一性的方式人化为伦理秩序;因此,在真实的背后有一条合理(天理、伦理、真理的同一)原则作支撑。以合理的秩序化本质作标准,对真实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中国人于其在说真实时,不如说合理;于其说真实的客观性时,不如在说对真实的再认识和再选择。这才是真实的真身。这一过程一定是在众物的比较之中,如天时、地理、人伦的诸多因素的真实。《大学》中说:事有终始,物有盛衰,可谓近道。这就是中国人一定在生态中、运动变化中体认事物的真实性的方法。因此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历史不是档案,文物不是故物。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真实观是建立于人文共识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我见故在的个别实在。

二、差异形成原因

  观察中国历代画论,发现中国古人对笔墨的认识大致只限定在法式的范畴内加以讨论。当然也有许多认识也将其与人心,人性相同一,但大都只作为一种人文价值加以肯定,如人品即画品与六籍同功、一画开天地、心画说等等;具体到笔墨神圣性时,大概也不超过书画同源、河出图,洛出书等范畴。对于今人而言,这些论述不是过于空泛,就是过份神秘。为何如此呢?

1、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直观原因)

  中国文明发展的生态一直是完整流动的,就如同鱼儿从不曾怀疑水的存在一样,更不会争论水倒底好不好,水是什么?问题关键的是在水里如何更自在;帮助人们更自在的手段叫法武,所以古人只在法式中详论笔墨。

  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由文化部门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和艺术的处理,曲折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存在,并以物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传播于四海流,传于后世。

  现今,水开始变质了,有酸、碱性水、有纯净、污染之水,甚至有人主张鱼儿上岸了,人文的生态水,从此倍受关注。

  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西方以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以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西方人以逻辑理智为思维特征,中国人以玄学直观为思维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其核心思想是“仁”.“仁”表达的意向就是群体性,是一种“利他”的社会价值观,强调的是群体意识和社会意识,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推崇一种高尚的无私奉献的价值观.

《秋老图》 48.974.9cm 2015年

西方自古代希腊罗马时期起,人们在跨海迁移活动中产生了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制关系,形成以基督新教为精神文化底蕴的西方社会价值体系.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对立的关系.体现为崇尚天人两分,重视人作为个人的个性、独立性、强调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解放,是一种

  中国文明在历史上不乏生态的变动,但这种变动因其历史悠久;体量巨大以及其调适能力超凡而从未威胁过文明的信心。如对佛教、伊斯兰教,西南各地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容纳和同化和对蒙、藏、金、清等各历史时期具有巨大军事能力的民族的包容,同化,整合的能力,而其核心人文价值就是人同伦。也可以说,中华文明的生态建立是以各民族文明的融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也影响和规范了亚州地区国家的文明秩序,这是中华文明自信的来源之一。

2、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根本原因)

  但是,从1840年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文明的自信在西方坚船利炮和强大的工业文明前第一次开始动摇。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还有更早的魏源,林则徐等清朝中兴名臣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实际上是被迫的文明防御性策略,虽然它是以洋务运动为标识向西方学习的最初态度,但更是文明自信的首次动摇。

  自然地理环境不同塑造不同地域人本的不同审美追求。

  1911年以后的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采取文化上的主动殖民的开始,以新生活运动和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标志的主动西化导致对文明主体的全力扬弃,它们是不分党派的。以鲁迅先生的态度最为激烈,鲁迅除了将中国历史说成是吃人的,而且他更不主张青年人读中国书,大有恨不生为洋人为耻。自古以来,中国的地方士绅就是中国社会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他们实际上几与朝庭共管天下。(宋以后更为强化),皇权主导的官场最多时官员也未超过三万人,但在朝庭的政策主导下,地方士绅通过宗族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管理,同时与佃农,自耕农结成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同样的模式,依循相同的以血亲为核心的人伦纽带,展开为国家社会而无处不在的秩序。在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仪廉耻等人伦规范下,每个人所处的小生态的不同而具有或大致相同的思维模式和不尽相同的行为方式;同时又统一在同一文明的标准之下,民国时期的城市工业化将地主士绅大量吸入城市,同时也将农村资本尽可能地转化为工商投资。因此农业和农村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城市变成了各不相同的投资与投机家的天下,城市初步建立的管理系统,是引进的西方城市管理模式,它管理着往昔中国农耕社会的管理者。可想而知其中的不适有多严重。因而城市实际是由政府机构与黑邦社会实施共同管理(上海就是典型)被管理者是过去由朝庭与宗族管理的离地农民和昔日的管理者地主士绅。这种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角色渗杂无序,是中国文明解纽的第一波浪潮,既由宗族管理的熟人社会,转化成了无序化的生人社会,广袤的农村因宗族的极度被削弱,农业经济的渐趋萎缩,离地农民大量产生和盗匪的猖獗,它们之间的恶性互生加速了农业社会的崩溃,这给政治投机家留下了军阀割剧的巨大空间,同时也给阶级斗争学说的殖入提供了土壤。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沿岸,交通便利,易于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激烈。大海给了他们茫茫无定的概念,他便有了勇气去征服一切。

《秋山竟染》 49.475.4cm 2015年

中华文明发源于大河两岸,这里土地肥沃易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井田,竞争较小。所以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和善的元素。

  抗日战争中民族存亡成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危机,国民党政府依靠同盟国的力量领导过去的地主士绅,当时的有产者,地方割据者进行了惨烈的抵抗,而共产党依靠苏俄的支持,以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为法宝,一方面通过反封建将每个人从人伦纲常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手段将战争的参与者变为战争的获益者,从而接受无血亲关系的政党意识,组成了贯穿了强烈服从意志和铁律的强有力军队,它不但与国民党共同打败了日本,同时也因其土地政策和统一战线所具有的整合社会力量的强大能力而取得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这就是党章中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具体内涵。

  1949年后战争中形成的极端意识以及以服从为主旨的全民军事化(人民战争,全民皆兵),当失去了与之相应的极端环境时(战时状态),就转成了全社会对权力的崇拜与恐惧;依懒与憎恶的怪戾心理。整齐划一的行为铁律,统化限制了人们的创造能力,对斗争哲学的崇拜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处于竭斯底理的狂风之中。一方面用阶级斗争屏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交流,另一方面继续用反封建屏闭了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联系与溶汇。这更加重了社会心理的极端虚弱,恐惧与自卑,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强化了对暴力斗争的依赖,使斗争成为了社会生活中唯一的行为方式和内容。它使得在战争中运用有效的统一战线策略的瓦解,中国社会一时间成为非白即黑的教条主义国家,而斗争的社会则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使这一群氓化趋势走向了极至。它使得民族性格扭曲,道德沦丧,心理失序,情感危机与焦虑无不处不在。

  如果说国民党的崇洋媚外还只表现为上层社会的教条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生搬硬套,那么解放后的中国大陆则全盘进行了苏联式的社会改造。

  总之对中国文明而言,原有生态都遭受到了极端的破坏。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人伦,以及赖以建立的社会秩序,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中国文明特有的自然观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秩序,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颠覆。特别是天理(自然观)人伦(道德观)与情理(良心)之间的有序一致性和系统的完整性,被破坏更是严重的。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一心为公、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都是我们今天说的零和游戏,当时是你死和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固有对以人伦为基本枢纽的仁爱互助双赢等和谐关系的深重摧残。

  事实上1978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其实就是放弃了政党对社会的军事化控制,放弃了以战争和暴力思维为特征的斗争哲学。社会的创造性才得以初步释放,但是在非常时期形成的思维贯性还以各种方式影响或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严重阻碍着社会向更为有序且美好的方向发展。书画领域内的乱象只不过是一个缩影,因此必须认识到:破坏不是创造,人性不是动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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