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点也记不得

来源:未知作者:收藏拍卖 日期:2019/12/23 19:24 浏览:

艺术是美好的,可是艺术君以为,不表现真实的艺术,称不上是一流的艺术。不管是真实的感情、世界,还是真实的人,展现真相的艺术和艺术家,才是真正的大家。比如卡拉瓦乔,他扯下了宗教艺术愈加虚幻的外衣,用街头真实的引车卖浆之流,让高高在上的教廷们看到真正的宗教应该是为谁的,是怎样的。比如伦勃朗,他用真实的自画像,告诉我们年老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们老人仍然可以有一颗真实而坚强的灵魂。

本来一直在搜索艺术史中出现的侏儒,转来跳去,看到了法国大作家雨果在1869年的《笑面人》中的片段。读完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今天又是“三·八妇女节”,艺术君那一百零一岁的姥姥,就是裹小脚的受害者,你见过所谓的“三寸金莲”是什么样吗?我见过……

正像艺术君之前讲过的:艺术,是真实的谎言。

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没有人裹小脚了,可总有人还在想办法给女同胞们箍上裹脚布,这又臭又长的破布条子换了很多个形象,“女神节”就是其中之一——难道女性就只能成为男性的物化和性幻想的对象吗?或者你再去看看那些老婆打小三的视频,老婆和闺蜜们一边骂个不停,一边努力把“小三”的衣服扒个精光,还要拍下来……借用一句歌词: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这篇《朋友》,讲述的就是关于死亡的残酷真相,作者马修·提格(Matthew Teague)是英国《卫报》的记者。他的妻子疾患重病,多年的朋友丹恩·法绍(Dane Faucheux) 搬过来,跟他们一起面对这段常人难以想象的日子。

当然,受害者不仅是女性,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不知道自己的伤口在哪里,就像雨果说的:

死亡、残酷、真相,这三个词听上去很简单,可在抽象的概念背后,隐藏着需要我们鼓足极大勇气才能面对的现实。

硫黄烧的和刀割的伤口,他一点也记不得。

关于翻译:本文翻译自 Esquire 杂志的英文网站,点击【阅读原文】即可阅读英文版本。由于没有拿到版权,所以就不再放有关打赏的二维码了。

下面这段《笑面人》的节选,推荐给大家。

之所以要翻译,艺术君还是希望更多人能读到它,传播它,因为力量往往来自于真相之中。翻译得有不准确、不流畅、不到位的地方,责任都在艺术君身上。如果你觉得翻译得还可以,或者有其他什么想法和建议,欢迎给艺术君留言,说说自己的想法。更欢迎你说说自己看过这篇文章后想起来什么自己的故事。

儿童贩子不但能消灭了孩子的面貌,还能消灭孩子的记忆。至少能够消灭他们消灭得掉的一小部分。小孩子不记得自己怎样变成了残废。这种骇人听闻的手术在孩子的脸上留下痕迹,可是在心里却没有留下创伤。他顶多只记得有一天人家抓住他,后来他就睡着了,再后来,他又被人家治好了。治好什么呢?不知道。硫黄烧的和刀割的伤口,他一点也记不得。在动手术的时候,儿童贩子用一种奇妙的药粉使小病人入睡,这种药粉像魔法一样,使人丧失疼痛的感觉。这种药粉在中国很早就发现了,现在还在应用。像印刷、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一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既然到了中国,我们不妨再在那儿多待一会儿。中国自古以来,在用模型塑造活人的艺术上,就有一种独到的匠心。他们把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放在一个形状奇怪的坛子里,上面有一个口,下面没有底,好让头和脚都伸出坛外。坛子白天直放,晚上横放,好让这个孩子睡觉。因此这孩子只长大而不长高,压缩的肌肉和弯曲的骨骼慢慢的塞满坛于鼓出来的地方。这样在坛子里要过好几年。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无法恢复原状了。等到他们认为坛子已经长满、怪人已经造成了的时候,便把坛子打碎。孩子出来了,看呀,那就是圆坛怪人。

这个方法很简单。不管你愿意要什么样的侏儒,都可以预订。

当然,如果你是《Esquire》的编辑,希望能撤下这篇稿子的话,艺术君仍然会照做的。

题图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岳敏君标志性的“笑面人”。

文章很长,希望你能腾出15-20分钟来,读完这也许能给你一些启示的人生故事。

图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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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丹恩和作者已经去世的妻子妮可尔】

【说明:以上中文文字内容,除引用部分外,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如果你想给坚持原创和翻译的艺术君打赏,请长按或者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两个二维码,一个是一套煎饼果子,另一个您随意。】

2012年9月17日,这一天的大部分印象已经从我心里蒸发了。我还保留着一些记忆。我记得医生说话声音的颤抖。我记得我的妻子在叫我的名字,当时镇静剂的药效还在她身上发作。我还记得医院地板的样子,近在眼前。我记得白色的瓷砖,还有一个希望:也许我永远不必爬起来,也许他们会让我就死在这儿。

 

妮可尔 34 岁,医生非常直接:“已经扩散得到处都是了,”他说。“就像有人把画笔在癌症细胞里面蘸了蘸,然后在她腹部抹了一遍。”我沿着走廊摇摇晃晃向外周,然后就崩溃了。我记得那块地砖,就在眼前,然后看着它越来越远,我最好的朋友把我从地板上扶起来。他叫丹恩·法绍(Dane Faucheux)。然后,即便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我记得自己还是意识到:丹恩比我以为的要强壮得多。

图片 3

我还处于震惊之中,在那儿待了很久。作为人,我们不会告诉彼此关于死亡的真相。毕竟都还没到死的时候。真得要死了,普通而又平庸的死亡,是如此困难而又丑陋,成为了最糟糕的事情:它怪诞荒唐,它尴尬难堪。没人曾经告诉过我它的真相,从来都没有。当它在我的爱人身上发生,我在很多事情上迷失了方向。生活原本平整的地面——精神状态、道德准则、甚至是法律——变得摇晃起来,成为相对的东西。我偷运药物,撒谎,藏钱,不让国税局发现。

图片 4

我想我一直没有摆脱医院地板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直被它带着走,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切尽在它的掌控之中。生命之有限带来的震惊,一个男人的崩溃,还有另一个人的拒绝,拒绝让崩溃发生。

图片 5

图片 6【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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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圣诞节前后,丹恩决定搬进来,那天晚上我们的狗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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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那一整年我都失去了记忆。妮可尔得了卵巢癌,当时已经转移到了她的胃。她承受了一系列身体上的折磨,分开来看,每一件都让人痛苦不堪:只要去一趟化疗病房,在护士给我奶酪饼干的时候,看着像防冻液一样的东西流入她的血管,这就足以永远改变我的生活。不过,放在一起,那些手术和化疗就都凝结成了一块污渍,无法去除,无法细看。

我的确还有一些那年的记忆,丹恩在其中都有出现。比如,当妮可尔开始在枕头上发现自己的头发时,我准备迎接她的痛苦,因为她是如此年轻、漂亮。但是,她让我拿着毛巾、剪刀和我的剃须刀,去起居室跟她碰头。

她把一把椅子拖到房间正中,然后拉起头发,又长又黑如瀑布般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来吧,”她说。

我用剪刀使劲儿剪,直到完全落在我手里。她抬头望着我,两眼泪水,然后微笑。

图片 7【作者】

“我应该试着摇滚一点儿,”她说。“给我来个莫西干头型。”

后来,我们走到洗手间里,这样她可以照镜子。她就是一个小溪边的印第安人,我从未见过她把颧骨挺得如此骄傲,从未见过她的双眼如此肆无忌惮。

我给丹恩发了一张她的照片,几分钟后,他回复了一张。他自己也剃了一个莫西干头,跟她的搭配。

妮可尔笑了。十五年前,我们遇到了丹恩,当时我们都住在新奥尔良,他们在一起上大学。男人们总是跟着妮可尔到处跑,在杂货店里,男人们会从奶制品旁边跟着她,尾随她出来到停车场。当她微笑的时候,男人们会幻想她需要他们,她很爱微笑。所以,对于其他男人的动机,我当时已经有种充满同情的怀疑。但即便丹恩不知道我在观察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目光从妮可尔身上移开,他接受她的微笑,只不过将其视为一个小礼物,别无他意。他把自己的友谊奉献给我们,如此谦恭,对我们的婚姻极其尊重,让我从一开始就信任他。我不知道妮可尔能否原谅我们都这么男人,因为年复一年,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那种方式是妮可尔永远无法达到的。

他那令人喜爱的表情,对于妮可尔来说,是个小小的胜利。所以,当她举起丹恩的莫西干头照片,然后大笑起来——“看啊!哈哈!”——我知道她是以最好斗、最得意洋洋的方式在表达。

在一个充满残酷、灾难和挫败的季节里,她获胜了。我后来问过丹恩,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不明白这个问题。“要比起来把我的脑袋剃光,这么做有趣多了,”他说。他从未想过什么也不做。

那年晚些时候,我记得他站在医院里面,像个哨兵。他是从新奥尔良开车过来的,我们住在阿拉巴马州的小城费尔霍普【译注1】。过来之后,他在妮可尔的房间外面走廊里站着守卫几个小时,就是为了能让她睡觉。一天下午,一伙儿教堂的女士来了。天底下,没有什么力量能比一帮浸礼会的中年女教友更强大了。我们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丹恩在和善意展开战斗。

“他们现在正在休息,”他说。“我很抱歉。”

“哎,我们是来给他们祈祷的,”一位女士说到。

“我知道,夫人,”他说。“不过我很确定,就算在这走廊里,上帝也能听到你们。”

圣诞,我们是在医院过的。朋友们来探访,还装点了房间,我们的两个小女儿蜷在妮可尔旁边,在她医院病房的床上,她正在读诗《这就是圣诞前的夜晚》【译注2】。过滤管正从她的肠道和鼻子里排出排泄物,我们都试着对此视而不见。

从感恩节开始,丹恩就来了,然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他已经用尽了自己几周的假期,白天来医院,每个晚上都在我家过夜。

圣诞节前一天,我们养的八哥犬格雷西,呕出一些黑色和腐烂的东西,就在他脚边的地板上。他把格雷西放在一个篮子里,盖上毯子,开上车,到处寻找还开着的动物诊所。找到一所之后,他向兽医解释我们当时的状况。兽医做了一些检查,然后脱口而出:“我很抱歉,但是这只狗得了癌症,我想她马上要死了。实际上,我知道她马上要死了。”接着,她突然就哭了起来。

丹恩给我打电话。我坐在病房里,红色和绿色的彩灯闪烁不停,听到这个消息,我说:“好吧”。

格雷西的死没有触动我。这个消息让我生气。它强迫我要跟女儿们谈话,说出癌症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可我还没有准备好。

丹恩来到医院,带着一瓶葡萄酒。我们坐在地板上喝了起来,周围是女孩儿们的圣诞礼物包装纸。

“我想也许我应该搬过来,跟你们在一起,”他说。“就是多个帮手,几个月而已。”

这意味着他要离开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公寓,他的生活。

“好吧,”我说。

死亡带给身体上的恐怖,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妮可尔对此尤其现实。她对我们说:“别让我身上有味道就行。”

她的体重下降很多,不过我们都预期到了。丹恩和我几乎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从不离开她。有人来看她时,从他们的脸上我们能看出来,或者是当她的衬衫滑到一边,露出锁骨的时候。这看上去很不正常,就像某个外星人被移植到她的身体里。

除了体重下降,她的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伤口。每次手术过后,她的皮肤都更难痊愈。最后,一个外科医生问我是否知道如何包扎伤口。

“不知道,”我说。

“你需要学习一下,”他答道。

每天晚上 ,妮可尔都会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我会用镊子从她腹部的伤口中取下一条绷带,有时候有几尺长,它在空气中展开,就像布满脓的绦虫。然后,我会重新往伤口中放进新的绷带,折叠起来,旋着放在她体内,而她一边哭,一边恳求我不要这么做,求你了,就这一次。

求你了,马特,求你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她还是个少女,我那时就已经全身心爱上了她。现在,我才可以会回头去看我们的感情有多深厚;当时,我的眼里没有别的,只有一次完成一个伤口,一个不到两公分宽的洞,我要往里放进去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我当时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爱情了。那只是我要做的某个事情。完成之后,我会躺在她旁边,用消毒棉球吸干她的眼泪。当她最终入睡之后,我会偷偷从床上趴下了,钻到壁橱里,这是房间里最与世隔绝的地方。在里面,我会把毯子裹在头上,塞到嘴里,躺下之后,把头埋到一堆脏衣服里面,然后大喊。

某些深夜,肠胃的绞痛会让妮可尔醒来,一边嚎叫,一边汗如雨下。我会呼叫丹恩,叫醒他,然后他会打开、扶着后门,让我搀扶妮可尔到车上。接着,他会跟我们的女儿坐在一起,等我们回家。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周。

最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少量消化了一半的食物从妮可尔的伤口中涌出来。我给她的肿瘤医生打电话,医生用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瘘(fistulas)。体内存在感染或者外部异物时,身体就会努力排斥它,形成通向体表的通道。她的身体不再能识别食物了,现在开始直接从她的腹部伤口往外排斥,就像排除某种异物。

妮可尔试着抬头看自己的肚子。“你闻起来是不是像便便?”

“不,这很难说……”

“是不是便便从我的前面出来了?告诉我。”

一连几个月,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结肠瘘带、专用纱布、布制尿布,但是胃酸会溶解任何附着物,最终开始侵蚀她的身体。无法抑制,只有用更多麻醉剂止疼。

然而,这些身体上的恐怖,仍旧比不上将会到来的事情。

我告诉我们的家庭咨询师朱莉娅,我知道事情会越来越糟。“如果我必须把她放在背包里,然后背着她去化疗病房,只要这意味着能让她多活一天,我也愿意。”

朱莉娅是个和善的女人,但是很坦诚。“在这一切结束之前,”她说,“你会盼着它早点结束的。”

绝对不可能,我说。

丹恩搬进来已经几个月了,妮可尔还是不愿意吃东西,所以我会用静脉滴注给她喂食。我没有接受过医学训练,但这不需要医生,只需要有人维持无菌环境,保持清醒。

看着医院或者实验室的无菌环境,一般人很难有感觉,除非你自己试着在家来这么一下。2014年头几个月,丹恩和我一刻不停地搞清洁——房子、孩子、我、医疗设备、妮可尔自己。煮沸、擦抹、过滤。可人体是抗拒无菌环境的,比如我们身上的洞眼、脱落的皮屑、我们的指甲,还有潮湿的环境。

将液体泵入到妮可尔血管的是一台机器,只要出了问题,它就会尖叫。比如某根管子扭结了,或是她压住了什么,要么是液体用光了,要么是其他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每隔几分钟就会发生一次。这几个月里,妮可尔一直在用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意识,我清醒地躺着,听着输液泵的声音。我会把它琥珀色的显示屏转到墙那边,但也没啥帮助;我躺在那儿,做算术,计算妮可尔还需要输入多少毫升液体,然后再输入更多。在那几个月里,我从没有睡过一个小时整觉。

有一天,丹恩碰碰我的胳膊,我叫了出来,不知道他是谁。“你得睡觉,”他说。

他开始背着我谋划什么,或者我怀疑他在这么做。从卧室房间门外,我能偷听到他跟妮可尔的谈话,讨论我疲惫不堪的精神状态,考虑到妮可尔的状况,这么做似乎很荒唐。他开始背着我,给朱莉娅,那个咨询师,打电话。他还和我其他的朋友安排了某些秘密的东西。

有一天早上,他拉着我坐下来。“我们要离开几天,”他说。“你和我。”

“什么?不行。”

我们要开车到阿巴拉契亚山脉脚下,一起徒步几天。妮可尔另外的一个朋友已经同意来陪她,他说。

“不行。”

朱莉娅觉得这么做是最好的选择。

“坚决不行。”

这不是为了我,他说。这是为了让我能更好地关心妮可尔。“也为了你的孩子,”他说。

我让步了。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在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里度过,走了无尽的林间小道,穿越溪流,攀爬岩层,不知道走了多少英里。在一条小道尽头,我们发现一个瀑布,然后坐在它底部凉爽的池塘中,向上望着倾泻而下的奔流。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平衡在左右摇摆,就像还在徒步一样。但是,虽然身体已经消耗殆尽,可我发现丹恩过去一直明白的事情:我的心智更加敏锐了,比起前几个月,现在充满更多希望。

过了几分钟,我们发现瀑布顶上有些迹象。瀑布顶上有些突出的岩石,六七个大学年纪的女子开始往上爬。我们在看着的时候,她们开始脱衣服。我朝丹恩眨眨眼,两人突然大笑起来。

“哥们儿,怎么回事?”

“别问了,马特。你需要这个。”

女孩儿们开始从岩石上往下跳,跳入底部最深的水潭,然后又往上爬,再往下跳。她们看上去就像天使,不断落入尘世。她们看上去有着难以相信的快乐和健康,在水声之上,我们可以听到她们的欢笑。最后,丹恩说:“咱们也来!”然后开始脱他的衬衫。

“我不行,兄弟。”

“为什么?”

我没有答案,而答案又是很明显的。我是已婚人士。我的妻子快死了。我知道:在这森林中,我每一分钟的快乐,都会在后面变成内疚啃噬我。而且跟丹恩不一样,我已经很久没有健身了。没人想看到我的身体。于是我说:“咱们不知道这水有多深。”

我看着丹恩爬上去,跟女孩儿们在岩石上聊天,都迎着一阵凉爽的风。妮可尔的病也消耗了丹恩:在三十六岁,他放弃了新奥尔良的管理职位,还有一个女朋友。她无法理解丹恩对妮可尔和我的奉献——这确实是难以理解的,然后他们的关系就开始破裂了。从她的角度看,丹恩一定背叛了什么。他走到岩石边上,跳了下来,我发现自己站了起来,鼓掌、欢呼,然后希望太阳不要落山,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永远不要变老,不要生病,不要死去。丹恩就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留下一幅准备就绪的、有同情心的肖像。

妮可尔恢复了。她又能吃东西了。她已经睡过了静脉喂食的几个月,醒来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穿上以前从未有过的小号衣服,而且很合适。她开始娱乐来访的人。人们会来看她,她就会坐起来,满面笑容,聊上几句,为自己的衣帽不整抱歉,或是为房子、或者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开始长回来了。她会讲述自己要做的所有事情,人们——善良、好心的人们——会点头,鼓励她,称赞她的勇敢。

2014一整年,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她会出神,沉默,睡觉,在强有力的药物作用下维持,然后她会醒来,在自己的待办事项列表上再加一条:她要最后一次前往纽约,她要成为新奥尔良肥美星期二大游行的大元帅,她要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跳入市区下城的喷泉里。这些我们都一起做了。她的生命缺少长度,不过得以弥补以高度。

每当她状态下滑的时候,医生和护士就会给出可怕的时间线。还有几个月存活时间。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天。每一次,她都挣扎过来了。从旁观看真是令人赞叹。但这一切都有隐含的代价。

每当妮可尔变弱的时候,丹恩就会承担很多家务——洗衣服、做清洁、购物、做饭。我干剩下的活。我会叫女儿们起床,给她们穿衣服,吃饭。茉莉(Molly)和伊文捷琳(Evangeline),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我帮她们完成作业。我会安排药物剂量,预订耗材供应,检查邮件,付账单。我在钱上变些小戏法,因为如果我们不交税,没人会死,所以医院和医生优先。

在这些时间里,妮可尔漂浮在鸦片之海上。我们在房子里存的液体吗啡实在太多,以至于医生警告我们,要小心入室抢劫。然后,她转向了二氢吗啡酮【译注3】,药效比吗啡还要强七倍,而且要日以继夜地在不停断的泵中滴落,还要跟另一种极其强有力的止痛药——芬太尼——一起用。这些药干扰了她的心智和身体之间的传递信号,还有她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她的幻觉让丹恩和我无法安心,而且会吓到女儿们。所以我们必须让她不碰这些药。

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她要上洗手间。我试着帮她坐起来,但是她说:“不,我是一个芭比娃娃,一次只能移动一条肢体。”于是,我抬起她的头,然后是她的后背,让她的头摆直,在把一条腿挪到床下,然后是另一条腿,最后让她站起来。我挪动她的左脚,接下来是她的右脚,一直如此,直到我们完成任务。直到今天,她的首席护士,一位名叫菲丝(Faith)的女士,还存着一张照片,是妮可尔的二氢吗啡酮药泵,她会给其他护士看。那个泵上显示:有超过两万毫克的药进入妮可尔体内。“这么大量的二氢吗啡酮,比我和其他所有共事过的护士用过的都多,”她说,“而且是加起来。”

当她进入比较好的状态时,她会醒过来,惊骇于我运作这个家的方式。有天早上,她踉踉跄跄走进厨房,我们都吃了一惊,然后她宣布:要给女儿们做鸡蛋。我把下厨用的抹刀放哪儿了?为什么冰箱里的牛奶这么少?它煮沸了吗?尝起来味道不对。没有什么尝起来没问题。“我怎么能放心走呢?”她问我,“我不能就这么死去。”